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24)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四章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篇:魔鬼的狂欢

目录

前言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1)嘻哈摇滚

2)吸毒盛行

3)色情泛滥

4)电玩成风

5)暴力文化

6)变异时尚

结语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著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著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只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共产邪灵就使得中国人“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3]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光是唯利是图、互相欺骗,而且做事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僵尸一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谎话、肆意流行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时的红卫兵一代在长时间党文化的熏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党文化恶习带到这个年龄层。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纪什么坏事都懂。年轻一代不信神、无道德、狂妄自大,两性道德全面崩溃。他们被挑动、教唆,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共产邪灵利用他们做破坏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传统根基的中国人又把西方反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最不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学了去。党文化使当今的中国人远离普世价值,让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家庭、社会、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的人类状态,思想和行为举止往往与非共产社会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现在也谈要恢复传统文化,可是恢复的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是徒有传统外表、实为没有对神的正信的党文化。在这种党文化思想指导下,连神都是可以用来发财的。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很火,据说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著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4]

现代中国也在搞所谓的复古运动,但在道德败坏了的今天,回归传统谈何容易?!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虽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却都是现代人败坏了的思维观念;穿着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想靠传统文化艺术装点门面,但却更进一步地毁掉了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宫斗剧人气高昂,其核心内容却都是宫廷帐幔帘幕之后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把共产邪灵的两大基因“斗”和“恨”做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肆意改编的《西游记》更让孙悟空与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恋爱来。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自然地把这些视为“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共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和变异后的、贯穿党文化的现代或复古艺术、文艺、戏剧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党文化造成人们不信神,诚信危机就是最直接的后果。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有毒食品、贪污腐败等等已成为了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大陆所谓的“山寨文化”就是诚信危机的一个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对知名或权威事物的冒充,特别是针对海外品牌和技术的拷贝,说白了就是盗窃加欺骗。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牛津汉英大词典》将它作为一个新词收入进去。[5]中国大陆的山寨行为不但假冒产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苹果手机早已不是新闻,而苹果专卖店被山寨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观、浅色木制展示桌、蜿蜒的楼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苹果产品的巨型海报,以及整齐有序的配件墙,印着白色苹果标志,员工均穿着带有苹果标识的深色T恤,连工作人员都坚持认为他们在一家真正的苹果店工作。[6]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些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不怕善恶有报,撒谎作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异类。

党文化也直接败坏著语言,好极端用词。取个餐馆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风上更是浮夸自大,动辄“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微信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这里不妨摘取几例:“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又获一世界第一:亲手打垮美国王牌企业,把苹果怼到溃不成军”“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华为干了一件事,世界沸腾了!”“中国又一领域世界第一!仅用30年就完成历史巨变 美日韩都叹服”“华为宣布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5G芯片,让世界震撼!”……在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和专门的系列电视节目“了不起,我的国”里,充斥着各种浮夸自大的口气和语言,“一不留神又领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国的脚下。这些都和中共历史上的大跃进、浮夸风、“超英赶美”、“亩产三十万斤”的豪言壮语一脉相承。

这一波新的浮夸风,是共产党文化的“假大空”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表现,其实质仍然是诚信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变异的东西也都被引入中国,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恋、电脑游戏等等;电视上的综艺娱乐节目低俗不堪。整个社会都被带动得如同充斥物欲情欲的魔窟一般。

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非人,把中国这个曾经文明、辉煌、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男子有绅士风度,女士有淑女仪范,人们坦诚以待、友爱共处。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它虽然无法利用暴力、极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以达到毁掉传统、伤风败俗、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人们欣喜庆幸之时,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背离神灵。

在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愤世嫉俗的结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放大自我观念,拒绝传统价值观,迷恋神秘主义、毒品、犯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7]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见本书第十一章)。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从思想到文化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反文化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随之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如嬉皮、庞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里大有市场,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装异服、颓废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自由、和平”。随着摇滚乐,几十万人放荡、狂欢,无理智、无拘束,把人们卷入低俗、颓丧、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为其影响之大,被认为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乐集会。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

和美国反文化运动相配合,法国1968年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上千万人卷入的所谓“五月风暴”学生骚动,同样是源于青年学生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当时学校对男女学生宿舍按照传统实行严格的分离,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废除这一规定并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权利”,成为“五月风暴”的直接目标。学生的反叛同时得到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轻一代通过骚动、反叛,直接毁坏人类古老的、神给人留下的传统道德规范。

有一种说法,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中国的北京,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法国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当时中国学生在游行时还打出了支持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横幅。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8]

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也开始了反文化运动。日本共产党组建并领导的日本“全学联”(Zengakuren,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连合),一直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受共产党的控制、挑动,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遥相呼应,组织了多次反文化、反传统的活动及游行。“赤军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斗(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学生组织甚至以暴力威胁日本社会。[9]一些拉美国家也随声附和。受古巴共产党的影响,墨西哥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学生运动也风云一时。当时的拉美学生还向法国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支持他们的“五月风暴”运动。

人们也许觉得所有这些只是巧合,其实东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传统运动皆是邪灵全面毁灭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给人留下的道德传统、普世价值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但在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全球运动的冲击下,遭受了极大破坏,这场运动将整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开始了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潮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殆尽。西方的摇滚、吸毒、性解放、堕胎、奇装异服、先锋艺术、背离正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深重而久远的负面影响。神传文化辉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传统文化被颠覆后,变异文化和负面因素开始主导这个世界,乱象随处可见。本节的内容以揭示美国的变异文化及社会乱象为主。但美国作为全球文化扩散的领头羊,其变异文化实际已经波及全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连中国、日本这样十分封闭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也无法抵挡美国变异文化的侵略,照单全收。环顾世界,各种放荡不羁、反叛、反社会、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颓废行为和外在表现,可谓遍布全球。

1)嘻哈摇滚

 

传统音乐强调的是教化人心、培养美德,让人身心康泰,社会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乐,忌讳狂乱、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乐、歌舞出现骇人听闻的堕落,嘻哈、摇滚成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嘻哈现象(Hip Hop)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的。它始自街头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区,后来影响到拉美裔美国人和牙买加移民等。嘻哈音乐是出自对社会和政治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在经济较落后的这些社区,很多居民无所事事,连正经的乐器也买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现象及音乐,包括饶舌说唱(rap)、霹雳街舞(break dance)、涂鸦(graffiti)等可以说是贫穷、无聊的产物,而说唱的主要内容是暴力、枪支、色情、淫秽、颓废、种族主义、贫穷等,被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传唱。

几十年来,饶舌、街舞等从纽约走出美国,已经席卷世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很多国家城市中,人们到处可见嘻哈现象。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些本无高雅内涵、难登上流艺术殿堂,甚至是低级的、反文化变异的东西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了世界顶级剧院。在《汉密尔顿》(Hamilton)剧里,百老汇将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任财务部长的故事用饶舌说唱、配以摇滚乐在2015年搬上演艺舞台,一时轰动了美国演艺界,还得到了很多大奖。在华盛顿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个月期间,其票房火到要预先到网上排队领号、排上万人长的队才有机会买到票。[10]

摇滚乐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摇滚乐很重视乐器的应用。不同于嘻哈用讲话的节拍来保持节奏,摇滚乐靠的是吉他弄出节奏。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后世的摇滚乐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启发,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没在各式各样的摇滚场景中,甚至是合作伙伴。

进入60年代,摇滚成了反文化运动的音乐伴奏。它把人带入一种无理性的癫狂之中。重金属摇滚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电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点,让人放纵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丢弃理性的节制,放大正常状态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给魔鬼和低灵控制。

影响更坏的是,摇滚唱的歌词内容充满虚无主义内容,鼓励吸毒(所谓迷幻摇滚),鼓励反叛、自杀,推崇暴力与革命,鼓励同性恋,鼓励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励滥交和淫乱,很多都充满了赤裸裸的淫秽歌词或者性挑逗语言,甚至以推崇魔鬼、亵渎神为乐。比如一些号称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乐,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词对未成年少女进行猥亵,灌输给听众的是令人震惊的性侵文化。还有的歌词充满挑逗和杀气:“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人。”(Street Fighting Man里的歌词)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个迷幻摇滚专辑的名称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还有一首叫“通往地狱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让人心惊,“嘿撒旦,付了我的费用”,“我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摇滚露骨地吹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有一首极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战听众去想像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财产权的共产社会。

就连宗教信仰也难抵御摇滚乐极坏的影响。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原是为赞美神而作的,摇滚乐被认为会纵容罪恶而被排斥。但在摇滚乐风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乐竟然也吸收了摇滚因素以吸引年轻人,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摇滚相伴的往往是乱性、暴力、颓丧、吸毒、堕落、反神排神,传统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许的诸多败坏行为都随着摇滚发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泛滥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运动是毒品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泛滥初期最大的祸首。反文化运动中,嬉皮士们力图解构一切传统,同时构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许多人发现,各式各样的迷幻药(如大麻、LSD)、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经抑制剂(如海洛因)能带领他们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此外,反文化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对于东方的灵修有浓厚的兴趣,而迷幻药物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捷径,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炼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药,就能在幻觉中感觉到似乎通灵的体验。事实上,吸毒实质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魔鬼、低灵控制,跟修炼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却吸引了一些对精神信仰有兴趣的人,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导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摇滚歌手年纪轻轻,二三十岁、不到四十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其中很多都与过量吸毒有关。现代美国最长、最无法取胜的战争大概就是“对毒品的战争”了。尽管数十年的逮捕和锁定、监督数百万贩毒嫌疑人及团伙,政治家们也一再敦促人们对毒品“说不”,但非法药物仍然泛滥,甚至到今天出现了“毒品危机”。自2000年来,有超过30万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总统宣布把“鸦片类药物危机”当作“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要全力反击。[12]

据全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报告,大麻在年轻学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级学生曾经吸食过大麻;37.1%的12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吸过大麻;71%的高年级学生认为经常吸食大麻是无害的。[13]

吃摇头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而且还不断有更新更强烈的毒品被开发出来,泛滥街头。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个合成变种,毒性比海洛因强烈许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够了。[14]芬太尼甚至被称为化学武器。这种毒品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头,它与任何其它鸦片类药物相比,杀死了更多的人,包括处方药和海洛因,因为过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于芬太尼。[15]从中国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国的案件常常见诸报端,比如2018年7月当局在费城港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中国的一批货物中查获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价值170万美元。[16]

在中国,吸毒也成为社会的毒瘤。中国毒品日益泛滥,尤其合成药物的生产和滥用现象严重。此外,利用互联网贩毒也相当猖獗。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15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吸毒群体正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17]真实数据可能比这还要大得多。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禁毒部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打掉制贩毒团伙5534个,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89.2吨;查获有吸毒行为的人员87万人次,其中登记新发现的吸毒人员34万人。[18]

吸毒让人失去理智,极易上瘾而难以解脱。很多人因为吸毒家破人亡,身败名裂,铤而走险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贩毒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祸害无穷。用毒品来拖垮、毁灭世人是邪灵毁灭全人类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3)色情泛滥

 

共产主义宣扬的各种革命中,实现得最彻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说夺取政权是外在的革命,那么,性革命算是一种内在的革命。败坏的色情现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称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给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传统伦理,引发和促进了激进的女权、堕胎、婚前性行为甚至同性恋运动,对传统家庭观及神给世人规定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的变异观念,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乐方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为色情渗透全社会打开了闸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的成人杂志《花花公子》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使得色情开始走向企业化。“要做爱,不要战争”,在所谓和平反战的背景下,1969年出现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电影《蓝色电影》(Blue Movie)。伴随着迷幻摇滚的挑逗和反叛传统的放荡,西方开始了一个长达十五年(1969~1984)的号称“色情时尚”(porno chic)的“黄金时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产业的规模,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全球色情业的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100至120亿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现在专门的成人影院的银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将影片送进千家万户,大大地促进了色情影业的发展,90年代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将成人录像和各种色情图片送到了人们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产业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走进超市,整排杂志架上几乎有一半是以塑胶绳封住的成人杂志和成人漫画;打开电视,深夜综艺中也经常出现AV(色情片)女优和男优的身影。AV女优被包装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对整个亚洲都有很大影响。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给色情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色情制品的数量,现在一个小孩子在10分钟内就可以轻松超越。过去孩子们课余也许是在踢球、游戏,现在不少孩子课余的时间更多的是在玩色情游戏。一名12岁的英国男孩在迷上互联网上的色情作品后,多次强奸了他的妹妹。[20]公诉人说:“这种性质的案件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面前,因为年轻人现在不得不接触色情内容。”未成年人接触色情内容带来的后果包括:性行为成瘾、更早开始性活动、更常见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堕落,认为性与婚姻、感情无关,不过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认为色情视频里的那些极端的性行为很常见,对违反道德的乱性行为习以为常。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性交易并不违法。在欧洲民众看来,从娼也是一种工作。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色情合法化的国家。丹麦的邻居挪威,曾是欧洲对色情业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业合法化了。[21]在丹麦买春也能享有政府给予的福利,残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就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买单”,称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平等的权利”。[22]这恰恰是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傅里叶在19世纪提出的主张。

曾经全社会禁欲、谈性色变的中国,可谓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性解放。如果要问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中国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还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马来西亚、中东、美国、欧洲甚至非洲,都有来自中国的庞大的妓女军团。有报导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有13,000到18,500名来自中国的妓女。[23]

东南亚、南美各国也不能幸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游(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虽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却成了某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苏丹等伊斯兰国家,被传统风俗视为“洪水猛兽”的色情业也暗潮汹涌。

色情泛滥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破坏家庭和婚姻,被称为“寂静的家庭杀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观看色情内容导致人们对良好的家庭关系失去兴趣。色情制品会导致人产生更大的性放纵,从而导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风险增加。[24]

在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吉尔曼宁博士分享了一些有关色情和婚姻关系的数据。她在研究中发现56%的离婚案件涉及一方对色情网站有着浓厚的兴趣。[25]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观看色情内容的比没有观看的同龄人更容易离婚,离婚率多了一倍。该研究显示,丈夫看色情的,离婚率从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离婚率从6%增加到18%。还发现越年轻看色情,越容易离婚。[26]

上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东西方各国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检点,违反神给人留下的训诫。社会的压力舆论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年轻男女不检点,有了孩子的话,就必须为孩子、大人及社会负责而成家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女子因为你而怀孕,就和她结婚。没有其它选择。”[27]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但随着人们的道德下滑,在性开放的带动下,自60年代以来,非婚生育大幅上升。这都是在色情产业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婚生育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国,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达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亿新生儿中,大约15%或2100万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常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这些家庭又成为社会福利的负担。

4电玩成风

 

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沉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吹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争斗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

网络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络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

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2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23.5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29]这种现象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

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

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国家禁止的,但是电玩游戏却被一些国家当作推动GDP的重大产业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制造毒品,用这样的“精神毒品”来毁灭下一代,让国家和人类没有未来。

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电玩游戏产业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调研机构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预估,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营收将达1,3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3%。超过一半的游戏收入来自手机用户。数字游戏占了全球市场的91%。该报告还预测,游戏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很多国家的GDP增长率在个位数的低端挣扎的时候,游戏业却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机游戏,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报告称2018年全球市场中的前三名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们应该知道,神造了人,也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将在末世之时得到神的救度。当远离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则只能被神抛弃、被魔鬼毁掉。传统的游戏、体育活动和其它户外活动受自然、天气、器材和体力的限制,很难让人们成瘾,而电玩游戏基本不存在这些限制,可以让人们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当人们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隐蔽其后的电玩游戏等,那只能和魔鬼沟通,听从魔鬼安排,不知不觉中走进魔鬼设计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国从1960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了1.8倍,而总犯罪事件增长2.7倍,暴力事件则增长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规模枪杀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杀案。从那以后恶性大规模枪杀事件愈演愈烈。[32]从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枪杀案,到2017年屠杀58人的拉斯维加斯枪杀案,每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的大规模枪杀案都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范围内,每年恐怖主义事件从1970年的650起跃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恐怖攻击事件增加了160%。[33]

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不但激烈的摇滚重金属音乐中充满了暴力,大多数影视作品甚至电玩也以暴力为主题。许多影视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员和手法来刻画黑社会、帮派、海盗形象,给这些负面形象赋予了魅力和光环,使得人们不但不反感,反而开始向往犯罪和黑帮。电子游戏的出现又给人一条双向互动的在游戏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从影视作品的单方面的灌输,到使得人们积极地从游戏中得到暴力的体验,游戏中砍头断肢、血腥四溅的场景往往超过了电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从1985年到2012年之间出品的电影,结果发现从1985年至2012年间,PG-13卖座大片中枪支暴力镜头数量增加了2倍。[34]后续研究中揭示这一趋势持续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调查研究中发现97%的12到17岁的年轻人玩过电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内容的游戏。[36]

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暴力问题,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人们不断提出各种设想和解决方案,从更严的法律限制、更大的执法保护,到提供公众心理咨询。但是这些方案只不过相当于砍掉有毒的树枝,却没有斩断毒根。共产邪灵通过有意地带动大众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让更多的人们接触这类内容而见怪不怪,而部分人被这些内容带动模仿,使得暴力变成社会现实。魔鬼通过败坏传统文化、变异人的道德、让人远离神而追寻无止境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真正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6)变异时尚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兹举数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bob haircut),其实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或译轻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见本书第七章)影响,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画浓妆、饮烈酒、性开放,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在我看来,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37]之后的30年代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60年代,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留披肩长发,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男子一直剪短发。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纷纷效仿。

在上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进步主义看来,这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事实上在东西方传统中,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服饰、发型、言语、举止等各方面。共产邪灵的计划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也无性差别,让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恋、女权运动用“平等”的口号从思想观念上大大模糊了社会、家庭角色的性差别,反性别角色的“时尚”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反向扭曲这种差别。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无论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君子风范还是淑女之贤德仪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让人类阴阳反背、败坏道德,同时让人在没有传统规范中不断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变异服饰,表面上是“时尚”,其实都是魔鬼变异人类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裤(low-rise pants),追求时尚者认为很“性感”,实质是为更大面积败坏人类性道德打基础。低腰裤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裤(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通过嬉皮士大面积流行起来的,其后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厅里流行,最后在90年代一位“时尚设计师”从这种低裆裤发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级低腰裤(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时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运动的副产品。60年代摇滚乐风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恋于摇滚歌星,追随他们的演出,甚至组成粉丝团为歌星提供生活服务、性服务,乃至和歌星群交乱性狂欢。[40]她们成为“追星时尚”的滥觞。此外现代许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别装扮的“明星”,如越来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气质装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过大众文化败坏人类、模糊性别观念的伎俩。

很多“时尚”的来源和庞克(punk)亚文化有密切联系。类似于嬉皮士,庞克同样推崇反传统、虚无主义。嬉皮士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对传统的反叛,庞克则属于底层人士对社会传统的反叛,所以很多庞克乐队和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41]为了表达更彻底的反传统态度,庞克经常剃各种怪模怪样的发式,或者用支离破碎的材料制作衣服、服饰,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挂上装饰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饰的身体部分;庞克在穿着上经常没有性别区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诸如此类。庞克们为当前许多“时尚”提供了“创意灵感”。

庞克们崇尚享乐主义,一个流行的庞克口号是,“活得快,死得年轻,留下一具好看的尸体(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这充分体现失去对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诱掉进物质主义深渊的可悲,也应当引起被各种反传统变异时尚吸引的现代人的警觉。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末世乱象,如流行的服饰上印着骷髅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选择丑恶的形象作为纹身图案;很多装饰品、工艺品、小孩的玩具甚至节日饰物都越做越丑陋;以妖魔鬼怪、巫术魔法为主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大量出现,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互联网上各种魔性信息泛滥;足球场上观众大喊大叫,魔性大发;人们在娱乐时追求强烈的刺激等等,这一切都是魔鬼统治世界的表现。

结语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内进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分追求必然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灾难和痛悔。

人类的正统文化并不排斥对欲望的合理满足。但是传统文化谆谆告诫人要节制欲望,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从事各种传统的劳作、和睦的家庭关系、参与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管理,还有各种传统的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都能够带给人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个人的身心和社会都有益而无害。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其中一个必然的步骤是败坏人的道德,使神无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权与否,邪灵都要全面掌控大众文化,把大面积的人群导向邪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魔鬼在东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突然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地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变异文化在主导著这个世界,魔鬼在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狂欢。人类已经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摇滚乐和电玩刺激并放大着人的欲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难和不如意之处,却没有想过,这些瘾好只会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乱性破坏了家庭,使得人们失去了信任和温情;电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长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沉迷于这些瘾好当中的人觉得自己在狂欢,其实是魔鬼在利用着他们的身体狂欢,等待他们本人的是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沉沦。

整个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当大面积的人群沉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

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毁灭人类的最后关头,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关注着人、呵护着人。人能不能走回来,全看人自己的选择。#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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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 Foundations Magazine, http://www.foundationsmag.com/civility.html.

[2]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69.

[3] 大纪元编辑部:《解体党文化》,第四章(台北:博大出版社,2007),页158~220。

[4] 薛飞:〈“缺哪个神就造一个” 河北奶奶庙乱象〉,大纪元新闻网,2017年8月10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9/n9513251.htm。

[5] “Oxford Dictionary Adds Popular Chinese Terms,” China Daily, September 6,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0-09/06/content_11259791.htm.

[6] 〈北京工商查处山寨苹果店 员工真以为自己在苹果工作〉, 新浪网,2018年2月8日, http://tech.sina.com.cn/mobile/n/n/2018-02-08/doc-ifyrmfmc0011341.shtml; Loretta Chao, “The Ultimate Knock-Off: A Fake Apple Sto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11,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1/07/21/the-ultimate-knock-off-a-....

[7] Jack Kerouac,  “The Birth of a Socialist,” Atop an Underwood: Early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8] 参见Roberto Franzosi,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by Jeremi Sur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5), 1589;以及陶短房,〈法国五月风暴: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新浪历史,2013年1月18日,http://book.sina.com.cn/history/2013-01-18/1340405148.shtml。

[9] Meredith Box and Gavan McCormack, “Terror in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6), June 25, 2004, https://apjjf.org/-Meredith-Box–Gavan-McCormack/1570/article.pdf.

[10] Georgia Wallen, “The Seven Stages of the ‘Hamilton’ Kennedy Center Queue,” The Washigton Post,  March 3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seven-stages-of-the-hamilton....

[11] Amy D. McDowell,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Oxford Music and Art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gmo/9781561592630.article.A2234810.

[12] “The Opioid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opioids/.

[13] “Drug Facts:  Marijuana,” Report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 https://teens.drugabuse.gov/drug-facts/marijuana.

[14]  Allison Bond, “Why Fentanyl Is Deadlier than Heroin, in a Single Photo,” statnews.com,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statnews.com/2016/09/29/why-fentanyl-is-deadlier-than-heroin/.

[15] “Overdose Death R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drugabuse.gov/related-topics/trends-statistics/overdose-death-rates.

[16] Amanda Hoover, “110 Pounds of Fentanyl Seized at Port in Shipment from China,” New Jersey, July 2, 2018, https://www.nj.com/news/index.ssf/2018/07/110_pounds_of_fentanyl_found_in_philadelphia_port.html.

[17] 〈中国毒品报告:全国吸毒人数逾1400万〉,BBC中文网,2015年 6月 24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6/150624_china_drugs_report。

[18] 张洋:《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发布:全国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人民网,2018年6月26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8/0626/c209043-30088689.html。

[19] “Things Are Looking Up in America’s Porn Industry,” NBC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nbcnews.com/business/business-news/things-are-looking-americ....

[20] “Boy, 12, Repeatedly Raped Sister after Becoming Fascinated with Internet Porn,” New Zealand, November 7, 2016, 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news/article.cfm?c_id=2&objectid=11743460.

[21] Lars Gravesen, “Taxpayers Foot Bill for Disabled Danes’ Visits to Prostitutes,” Telegraph, October 2, 200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denmark/1499735/Taxpayers-foot-bill-for-disabled-Danes-visits-to-prostitutes.html.

[22] Inga Margrete Ydersbond, The “Promiscuous” and the “Shy”: Denmark and Norway – A Histor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Legislation, The NPPR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Sex, March 2012, 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handle/10852/34447/NPPRWP201201.pdf?sequence=1.

[23] Takudzwa Hillary Chiwanza, “Thousands of Chinese Prostitutes Are Flocking to Africa for Lucrative Fortunes,” The African Exponent, May 7, 2018,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post/8965-chinese-prostitutes-have-joined-the-scramble-for-africas-fortunes.

[24] Pat Fagan,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Brief Issue: The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Individuals,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 https://downloads.frc.org/EF/EF11C36.pdf.

[25] Jill Manning, Senate Testimony, November 10, 2005, referencing: J. Dedmon, “Is the Internet Bad for Your Marriage? Online Affairs, Pornographic Sites Playing Greater Role in Divorces,” 2002, press release from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14.

[26] David Shultz, “Divorce Rates Double When People Start Watching Porn,” Science, August 26, 2016,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6/08/divorce-rates-double-when-people-start-watching-porn.

[27]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of Pragmatic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0.

[28] Joseph Chamie, “Out-of-Wedlock Births Rise Worldwide,” YaleGlobal Online, March 16, 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out-wedlock-births-rise-worldwide.

[29] Mark Aguiar, Mark Bils, Kerwin Kofi Charles, Erik Hurst, “Leisure Luxurie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Young M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2 issued in June 2017, p. 1.

[30] Tom Wijman, “Mobile Revenu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Games Market as It Reaches $137.9 Billion in 2018,” Newzoo, April 30, 2018,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global-games-market-reaches-137-9-b....

[31] “United States Crime Rates 1960 – 2016,” Compiled by DisasterCenter.com from: FBI UCS Annual Crime Reports,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crime/uscrime.htm.

[32] Bonnie Berkowitz, Denise Lu and Chris Alcantara, “The Terrible Numbers That Grow with Each Mass Shooting,” Washington Post,  June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8/national/mass-shootings-in-america/?utm_term=.f63cc1b03c0b.

[33] 历年恐怖主义事件的数据来自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s://www.start.umd.edu/gtd/.

[34] Jacque Wilson and William Hudson, “Gun Violence in PG-13 Movies Has Tripled,” CNN, November 11, 2013, http://www.cnn.com/2013/11/11/health/gun-violence-movies/index.html.

[35] Assil Frayh, “Gun Violence Keeps Rising in PG-13 Movies, Study Says,” CNN,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cnn.com/2017/01/20/health/gun-violence-pg-13-movies-study/index.html.

[36]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Young Peopl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October 2010,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newsletter_article/violent-video-games-and-young-people.

[37] Quoted in “Short Hair for Wo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

[38] “Long Hair for 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

[39] “Hip Huggers,”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om/fashion_costume_culture/Modern-World-....

[40] Kathryn Bromwich, “Groupies Revisited: The Women with Triple-A Access to the 60s, “  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5/nov/15/groupies-revisited-baron-w....

[41] 参见David Ensminger, Left of the Dial: Conversations with Punk Icons (Oakland, CA: PM Press), 47;以及Neil Eriksen, “Popular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Understanding Punk Rock,” www.marxists.org,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periodicals/theoretical-review/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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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共产主义根源

目录

前言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结语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长布赖恩‧克洛兹尔(Brian Crozier)毕其一生研究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帮助反共阵营包括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反共领袖分析、认清共产邪恶及其恐怖根源,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告诫世人共产主义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及非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5]

苏联格鲁乌(GRU,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鲁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苏联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日本突击队、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击队等等,后面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支持。[7]这些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袭击。1975年中情局驻雅典总监理查德‧莱尔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约统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黑格将军的三名保镖受伤;1981年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侥幸躲过一次火箭攻击。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给恐怖主义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东本来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的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苏联借机挤进中东。但是,中东各个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中东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国利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美苏冷战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让中东的事态变得错综复杂。

而苏联对穆斯林地区的渗透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诡异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而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而且是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实,共产主义就如同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就初试牛刀,1920年6月帮助在伊朗的吉兰省成立过一个苏维埃政权,叫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称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共和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例如反宗教宣传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们的财富。因为很不得人心,该政权很短命,1921年9月就灭亡了。

在穆斯林地区,的确也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一些穆斯林领袖在调和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有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苏联和中共支持,因为搞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中东的南也门、中亚的阿富汗等国都出现过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前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区扶植起来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打了十年之后,苏联最终放弃了阿富汗。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重的地方推行共产主义并不容易。可以说,苏联在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共产革命输出是很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给该地区留下重大的政治遗产。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行动。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是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兼对外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顾问,也是前东欧投奔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在《俄国人的脚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产主义扶持中东恐怖主义的内幕。他引述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头子亚历山大‧萨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话说,“在今天的世界,当核武器使得武力过时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发生了82起劫机事件,是由苏联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资助的巴解组织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萨克哈洛夫斯基的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的世界地图上有一片插上小红旗的海洋,原来每一个小红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萨克哈洛夫斯基对帕切帕说:“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在1968到1978年间,光是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门就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运送两架货机的军用物资。东德解体后的档案显示,在1983年,东德对外情报局就给黎巴嫩恐怖组织送去了价值1,877,600美元的AK-47冲锋枪弹药;捷克斯洛伐克给伊斯兰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吨的无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头子、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决定要发起一场精心策划而又隐蔽的宣传运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播下反犹和反美的仇恨种子。安德罗波夫被西方称为“新的造谣时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输仇恨,并将这种情感武器变成对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恐怖主义血腥屠杀,让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互联网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的思想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实现,然后由巴格达迪执行。”[14]

本‧拉登们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ISIS)继承和发展了库特布的思想(当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作库特布主义。通俗地讲,库特布主义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旧世界”,鼓励“圣战者”不惜牺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奋斗到底,要“解放全人类”。[15]

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是的,因为库特布早年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烙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库特布实际上曾经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16]

库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学习了社会主义和文学,在4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两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与陆军中校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来。纳赛尔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领导人,该组织倾向社会主义。1952年,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说法是库特布和兄弟会同纳赛尔一起策划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政变。库特布希望纳赛尔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但是,纳赛尔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纳赛尔开始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于是,库特布的兄弟会准备暗杀纳赛尔。计划失败,库特布被指控谋杀入狱。在监狱的头三年,库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来条件变得宽松,并允许他写作。他在狱中写了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在古兰经的阴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这两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埃及和西方的社会等问题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主张。库特布曾短暂获释出狱,但他拒绝出国,选择了再次入狱。1966年库特布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被处以绞刑。

库特布的颠覆性思想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给予了新的诠释。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圣战(holy war)。其实在阿拉伯语中“吉哈德”本身是挣扎、抗争的意思。对主流穆斯林来说,它可以是内心的挣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敌(defensive jihad)。[18]库特布将之延伸为不受限制主动采取暴力的“圣战”。[19]库特布为暴力攻击“圣战”打下理论基础,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绞刑架为荣耀,亲身给追随者做了殉教榜样。

库特布的学说主张,任何遵从世俗法律的社会,或者遵从世俗道德的社会体制,就是非伊斯兰的“旧社会”──贾希利亚(jahiliya,意为对宗教真理的无知,原指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算自称穆斯林社会,也属于贾希利亚。实际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会体制就被他视为贾希利亚,应当被推翻。[20]

对库特布来说,这个“旧社会”(即贾希利亚)不仅是个体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获得并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和法律的最大障碍。这个“旧社会”是强加给人的,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旧社会”的人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隶)。对奴隶(即被压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战是伊斯兰教允许的。库特布主张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领袖认为库特布走得太远,他的书出版后被视为异端。[22]

库特布进一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即普通民众接受了统治者的“虚假意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他们没有主动的愿望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活在贾希利亚中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和“压迫”,[23]也就不会主动起来参加圣战,“解放”自己。

“怎么办?”库特布从列宁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特布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分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 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27]

对库特布来说,这一支他认为的“真正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就要担当其拯救伊斯兰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锋队要去打击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虚伪”,要按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去做,建立一个基于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新国家,并用暴力把伊斯兰带到全世界。

除了先锋队,库特布的学说里也有社会平等、消灭阶级、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类”的内容。[28]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

库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继续出版塞义德‧库特布的书。在1993年出版的库特布的书“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库特布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该书第61页中,库特布直白表示,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实证主义的教义,它是由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增加了它们的和谐、平衡和正义。”[29] (方括号内是本书作者加入的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你说话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党内。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和传统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联系起来,而出于某种理由不愿提及共产主义根源。其实,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没有专门的宗教信仰基础。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全人类观和宗教情结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渊源更为紧密。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基地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组织的头目。

上文引述过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纪90年代其针对政府官员、世俗知识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发动袭击)等都奉行库特布主义。[44]

奉行库特布主义的激进圣战组织也被归类为萨拉非圣战组织。拉特洛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将库特布称作萨拉非圣战主义之父、伊斯兰国的开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兰国的大脑──ISIS及其哈里发意识形态》中写道:“五十年过去了,赛义德‧库特布被处死刑成就了萨拉非圣战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伊斯兰国的思想。未来没有里程碑了,我们已经到达地狱的入口。”[4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持续的威胁──基地组织和其它萨拉非圣战者》中概述了库特布对萨拉非圣战主义的影响,同时列举了40多个萨拉非圣战主义组织,影响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纵观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各种组织,它们之间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用库特布的主动进击型“圣战”去做斗争,成为了库特布的衣钵传人,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国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可以确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案件的伤亡者中,过去五年内82%至97%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的报告中说,2016年发生了11,072起恐怖袭击,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袭击的肇事者)。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发生在104个国家,但它们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5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49]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国家。

相比而言,恐怖袭击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从1975年到2015年,外国出生的恐怖主义造成了大约3,024名美国人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约有74名美国人。

极端恐怖组织虽然最乐于打起伊斯兰旗号,但最终被其伤害最大的实际上是穆斯林社会。对于恐怖主义背后的魔鬼来说,打什么旗号都不重要,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人类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已有几十年历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产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员,也是“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观察员”。

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法特是中东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所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组织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划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侯赛因国王幸免于难。[53]同年9月,法塔赫连续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三民航客机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摧毁三架劫持的国际班机,在国际上造成轰动。恐怖分子称:“我们劫持一架飞机远比我们在战斗中杀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为其后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开了先例。后几十年里劫持民航飞机成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属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组织制造了一起进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而策划、实施这一起恐袭事件的阿布‧哈桑‧萨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恐怖分子在德国慕尼黑正在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竞赛的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开枪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同时,还射杀了一名德国警察。[55]几十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滥杀无辜平民,阿拉法特对首开对平民的恐袭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基地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基地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基地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基地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中共继承前苏联的衣钵,不得不独立支撑面对自由世界的强大压力。正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谴责共产主义暴政时,“9·11”恐袭发生,世界格局随之大变,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全方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其实,这正是共产邪灵为了转移视线,让中共残喘并坐大的伎俩。在西方为反恐疲于奔波的时候,一场中美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悄悄发生了,共产邪灵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共产主义。

每当世界反共阵营开始围剿世间共产势力时,共产邪灵往往就会指使恐怖组织肇事,让人们无暇顾及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邪党及其毁灭人类的运作,忙于和恐怖组织交战,并花大力气反恐、防恐,却把人世间正邪交战的主要战事搁置一边不顾。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分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它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 ,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结语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分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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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ffmaster/Reading/Quotes/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13/world/upheaval-in-the-east-soviet-con....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1/09/23/the-kgbs-terrorist-footprints/16f129fd-40d7-4222-975c-6e39044768bf/?utm_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国内言论摘登〉,《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5-mcs-2001-i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3831/ayman-zawahiri-and-egypt-a-tri....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parameters/Articles/07spr....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_253_Hassan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097/Offensive-Jihad-in-Sayyid-Qutbs-Ideo...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qaedas-egyptian-prophet-sayyid-qutb-and....

[29] 该书原文为阿拉伯文,在许多穆斯林网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译和阿拉伯原文图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rticles/bguiq-shaykh-ibn-jibreen-making-takfir-upon-the-saying-of-sayyid-qutb-that-islam-is-a-mixture-of-communism-a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07/marxist-roots-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2/09/16/the-ma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200511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oct/31/book-review-the-mind-of....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798_1_1.pdf.

[51] 时延春:〈周恩来与中东〉,《党史纵横》,2006年第一期,页7-8,http://waas.cssn.cn/webpic/web/waas/upload/2011/06/d20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08192756/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9/is_n21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errorist-sponsors-saudi-ara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in-osama-bin-ladens-ho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1/sep/28/2001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individualPro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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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主义(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

目  录

前言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戏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它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 [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 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 [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 (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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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https://ctext.org/chun-qiu-fan-lu/fu-zhi-xiang/zh.

[2] 《逸周书‧大聚解》,https://ctext.org/lost-book-of-zhou/da-ju/zh.

[3] 《礼记‧祭仪》,https://ctext.org/text.pl?node=61379&if=gb&show=parallel.

[4] Rupert Darwall, 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 A History (London: Quartet Books Limited, 2013), Chapter 1.

[5]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

[6]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八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8。

[7]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8-9.

[8]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0.

[9]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0]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4-15.

[11]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2]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

[13]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35.

[14]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96, Winter 2002,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16] 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8): 11-38,  http://www.vedegylet.hu/okopolitika/O%27Connor%20-%20Capitalism,%20Natur....

[17]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öwy, “The First Ecosocialist Manifesto,” September 2001,http://green.left.sweb.cz/frame/Manifesto.html.

[18]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2).

[19] Kevin Andrews, “The Ideological Drive behind the Greens,” ABC New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abc.net.au/news/2010-11-12/the_ideological_drive_behind_the_g....

[20] Mikhail Gorbachev, “We Have a Real Emergen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0/opinion/10iht-edgorbachev.html; Mikhail Gorbachev, “What Role for the G-20?”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4/28/opinion/28iht-edgorbachev.html.

[21] “Jack Mundey,” Sydney’s Aldermen, http://www.sydneyaldermen.com.au/alderman/jack-mundey/.

[22] Noel Moand, “A Spark That Ignited a Flame: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 in Igniting a Revolution: Voices in Defense of the Earth, eds. Steven Best and Anthony J Nocella, II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47.

[23] Leslie Spencer with Jan Bollwerk and Richard C. Morais, “The Not So Peaceful World of Greenpeace,” Forbes, November 1991,  https://www.heartland.org/_template-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no....

[24] Ted Thornhill, “Humans Are NOT to Blame for Global Warming, Says Greenpeace Co-founder, as He Insist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Climate Change Is Manmade,” Daily Mail,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569215/Humans-not-blame-....

[25] Patrick Moore, “Greenpeace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Extremism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gend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0882720657033391.

[26] John Vidal, “Not Guilty: the Greenpeace Activists Who Used Climate Change as a Legal Defence,”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8/sep/11/activists.kingsnorth....

[27] Richard Lindzen, “The Climate Science Isn’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939404574567423917025400.

[28] Steven Koonin, “Climate Science Is No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9,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climate-science-is-not-settled-1411143565.

[29] Steven Koonin, “A ‘Red Team’ Exercise Would Strengthen Climate Scie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red-team-exercise-would-strengthen-climat....

[30] “NASA Administrator Not Sure Global Warming A Problem,” Space Daily, May 30, 2007, 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s/NASA_Administrator_Michael_Griffin_Not....

[31] 同上。

[32] Alicia Chang, “NASA Chief Regrets Remarks on Global Warming,” NBC News, June 5, 2007, http://www.nbcnews.com/id/19058588/ns/us_news-environment/t/nasa-chief-r....

[33] Michael Griffin: “NASA at 50 Oral History Project,”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September 10, 2007, https://www.jsc.nasa.gov/history/oral_histories/NASA_HQ/NAF/GriffinMD/Gr....

[34] “Lennart Bengtsson Resigns: GWPF Voices Shock and Concern at the Extent of Intolerance within the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 The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May 5, 2014,  http://www.thegwpf.org/lennart-bengtsson-resigns-gwpf-voices-shock-and-c....

[35] Judith Curry, “Climate Change: No Consensus on Consensus,” CAB ReviewsVol 8, No 001, 2013, 1-9.

[36]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aring on Climate Science: Assumpt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rch 29, 2017,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SY/SY00/20170329/105796/HHRG-115-SY00-Ws....

[37] 同上。

[38] Frederick Seitz, “Major Deception on Global Warm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1996,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34512411338954000.

[39] Larry Bell, “The New York Times’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Ignores 17 Years Of Flat Global Temperatures,” Forbes, August 21,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rybell/2013/08/21/the-new-york-times-glo....

[40]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 319.

[41]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2] James Tylor, “Mosquitoes Ignore Global Warming Predictions,” Forbes, October 5, 201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taylor/2011/10/05/mosquitoes-ignore-gl....

[43]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4] Zoë Corbyn, “Global Warming Wilts Malaria,” Nature, December 21, 2011, https://www.nature.com/news/global-warming-wilts-malaria-1.9695.

[45] James Tylor, “Climate Scientist Quits IPCC, Blasts Politicized ‘Preconceived Agendas,’”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pril 1, 2005, https://www.heartland.org/news-opinion/news/climate-scientist-quits-ipcc....

[46] David Deming, “Statement to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 Public Works,” Full Committee Hear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 December 6,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rj00BoItw.

[47]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329.

[48] Jonathan Leake, “Wildlife Groups Axe Bellamy as Global Warming ‘Heretic’, Times Online, May 15, 20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906161240/http://www.timesonline.co.uk/....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0-111.

[50] 同上。

[51] Patrick J. Michaels and Robert C. Balling, Jr., Climate of Extremes: Global Warming Science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x-xiii.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73.

[53] “Climate Skeptics Reveal ‘Horror Stories’ of Scientific Suppression,” U.S. Senate Comme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s, March 6,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all?ID=865dbe...

[54]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55] 同上。

[56]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aring on Climate Science: Assumpt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rch 29, 2017,

https://science.house.gov/legislation/hearings/full-committee-hearing-cl....

[57]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58] Rich Lowry, “A Shameful Climate Witch Hun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February 27, 2015,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5/02/shameful-climate-witch-hunt-rich-...

[59]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0] “U. S. Senate Minority Report: More Than 650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Dissent Over Man-Made Global Warming Claims Scientists Continue to Debunk ‘Consensus’ in 2008,”   U.S. Senat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Minority Staff Report (Inhofe), Dec 11,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8/3/83947f5d-d84a-4a8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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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下)

目  录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2)打击资本主义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20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认为,不仅人类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而且地球气候系统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敏感。[14]

另外,气候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变化过程,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从而造成气候模式不能正确反映这些现象。比如现有气候模式不能正确描述、更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现象。[15]自从7,000到9,000年之间的全新世最高温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0.5到1摄氏度,但模式的计算显示过去11,000年反而增温0.5到1度。因为过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显示模式只对温室气体的增温效果敏感。[16]通俗地讲,气候系统中控制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里,模式只能够反映温室气体造成增温的效果,而对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温却不能正确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间,观测到的增温几乎停滞。德国气候科学家、汉堡大学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长趋势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更加陡峭。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过去10年我们应该看到气温上升0.25摄氏度左右(0.45华氏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长是仅0.06摄氏度(0.11华氏度)。”他认为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气候的自然变化。[17]

对于如何看待气候系统的内部过程,科学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岑博士认为气候系统中存在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根据观测,热带的高空卷云(可以让阳光透过,但会阻挡地表向上发出的红外线,具有温室作用)和海面温度呈现负相关,温度增高时,云量减少,这可以让地球表面通过红外辐射无阻碍地向外太空散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类似于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温室效应。[18]这个理论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前NASA科学家、阿拉巴马大学斯宾塞(Roy Spencer)教授总结了卫星观测结果,对云在气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现有气候模式把观测到的云量随着温度变化,当作云的形成与消散是温度变化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云量变化造成了温度变化,并且这将导致温室气体增温效果远远小于现有气候模式的预测。[19]

对于观测到的气象数据如何解读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马大学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大气科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断扩张和地表开发(如农业活动)对气象观测站附近的地表气层(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作用,认为这使记录到的地表温度随着人类活动增长而不断增高。在过去100年地表温度上升的记录中,大多数地区的夜间最低温比白天的最高温上升更快。他认为不断扩张的人类地表活动,而不是温室气体增加,更能解释这一现象。[20]

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学家也有争议。比如,2014年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莱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我的结论是,在美国寒冷的时候干旱更加频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全球变暖会对农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参议院作证说,从历史上来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对植物农作物带来好处,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主管时,是当时的气候模式的创建者。他认为已有的气候模式预测的增温远比观测到的要大,因为模式高估了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22]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学家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政策,我们就必须有灾难。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类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现意外。”[23]虽然他后来声明并不是主张伪造数据,但其主导思想是明确的:灾难才是促成决策和行动的主因。

把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已经成了激化气候问题的一种时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学假说也不断登台。2014年初北美经历了极端寒冷天气。一个理论推测,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层融化会使高空中的喷射急流(jet stream)路径发生变化,从而向南方输送极地寒冷气团,造成极端寒冷的天气更加频繁。这种和直觉相悖的推断当然更受媒体和环保主义活动家的青睐:连极端寒冷都是气候变暖惹的祸,岂不是让我们更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但事实上,长期气象记录表明,北美极端寒冷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2014年五名杰出的气候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反驳这种假说。他们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当北极海冰比现在更厚、更广的时候,冷空气爆发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严重。在50到100年的较长时间内,已经确定的是,相对于美国各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极端低温记录发生的频率已经降低。[24]

美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科学家华莱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统计推断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即使当统计上关联显著时(比如热浪和气候变暖的关联),事件越极端,全球变暖对观察到的异常的相对贡献越小。如果我们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样本量的限制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它们并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库宁(Stev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评论《一份关于气候的欺骗性新报告》,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对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遗漏性误导强化灾难意识。[26]

该报告指出,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但该报告却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与20世纪早期类似,而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这是遗漏性误导。该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埋藏在报告深处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代更频繁。这一技巧也出现在美国政府的2014年全国气候评估中,该评估强调1980年后飓风强度的增加而不讨论更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近表示,它无法发现人类对飓风的任何影响。[27]

事实上,热浪出现最频繁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21世纪的今天。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热浪指数显示,当时多达40%的年份热浪指数超过0.45,而21世纪最热的年份该指数也不过0.3左右。[28]而当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到目前积累总量的10%。[29]

原英国坦戴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迈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评环境主义造成媒体、科学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气候变化的灾难意识:“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环境现象──‘灾难性’气候变化现象。似乎仅仅说‘气候变化’并不显得糟糕,所以现在它必须是‘灾难性的’才值得关注。……为什么不仅仅是环保主义活动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公然将恐惧、恐怖和灾难的语言与可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混淆,故意忽视围绕科学预测的范围和条件?”[30]

已故科学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气候理论“共识”的倡导者,曾经担任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小组组长。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问:“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广泛的支持,以捕捉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媒体报导。所以我们必须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简化的、戏剧性的陈述,并且几乎不提我们可能有的任何疑问。”他认为这导致了科学家必须在“有效”和“诚实”之间选择的道德两难境地,尽管他希望两者兼顾。[31]

魔鬼要毁人,炒作气候灾难不仅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笔,也同时在科学界败坏学术道德。气候学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把不成熟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当作事实,通过媒体炒作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资金倾斜、联合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边缘化不同声音,在所谓“共识”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暴露了共产魔鬼的“斗”、“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学家确立“共识”的同时,又通过受其影响的媒体和政客们将气候灾难的“共识”贴上“科学证明了”的标签,将之作为不可挑战的教条向全球推行,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把变异的善恶观念渗入人心。前述英国“绿色和平”成员的犯罪行为合法化,依赖的正是“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灾难”的“共识”。以这种教条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法规也将给世界正常的秩序带来混乱。以各种理由打烂“旧世界”,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这些都是为魔鬼最后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伪“救世主”身份出场作铺垫。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势力被削弱、共产党国家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凸显,环保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被邪灵在全球范围利用来推动其图谋。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共产邪灵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剥夺人的财产、自由,无限扩大政府强制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环保主义让邪灵有了一剂很好的迷魂汤,在保护环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轻易剥夺。

第一,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传统共产国家通过革命方式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由于时过境迁,故伎重演难度很大,因此环保主义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环境灾难的名义迫使人们主动放弃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地球之友协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须是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32]知名环保思想家希尔曼(Mayer Hillman)称:“配给制是防止气候变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给制必须实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因为“保护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灭绝,跟这个目标相比,民主这个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了“个人碳定量证券”的概念。一位英国科学家表示,这是“引入第二种货币,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份额。这种财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须从穷人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34]在苏联或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碳定量配给制是极权制度实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中共当年配给的油票、粮票、布票一样。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赋予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对财富和自由的支配权。

第二,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个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想让人主动放弃个人自由,接受对个人生活的诸多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巨大的即将到来的灾难,迫使人们放弃自由权利。“全球变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环保主义者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碳意识联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个禁令清单,这个清单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强迫人们改变其行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炉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炽灯泡,禁止瓶装水,禁止某些地区生产的私家车,禁止等离子电视,禁止建设新机场,禁止扩建现有机场,禁用电器设备上的“待机模式”,禁止燃煤发电,禁止电热水系统,禁止开车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税,征收大型轿车税,征收超市停车场税,征收垃圾税,征收第二栋住宅税,征收第二辆轿车税,征收假日航班税,征收电力税以补贴太阳能[电力],征收大型轿车陈列室税,征收进入城市的汽车的生态税;需要许可才能驾驶自己的汽车超出城市范围,缩小电器设备的选择范围,给每个人分配碳信用额度,规定燃料效率标准,研究如何减少挪威驼鹿产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线迫使司机小心驾驶。[35]

第三,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各个西方国家除了环境保护局的庞大机构之外,开始利用环境借口,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部门权限。任何机构都有 “自我维护”、“自我扩张”、“自我繁殖”的倾向,这些环保部门也不例外。它们利用甚至滥用手里的权力,向社会公众散布环境灾难的恐怖论调,以争取更多行政经费,稳固自己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位置,最后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美国旧金山市设立年薪为16万美元的“市气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伦敦最贫困的一个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官员。[36]这和大学、公司设立“多元化”官员的运作机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民主制度过时论,伺机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环保主义者声称,民主制度不可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必须采纳或者至少部分采纳极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精确地总结了这种心态:“生态危机只能通过极权的方式解决”,“需要一种‘生态专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会自愿采纳“绿色议程”。[38]环保主义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个幸存者──拯救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计划》这本书中呼吁:①过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行人口控制;②过度发达的国家必须还原化(必须“消除其发达化”);③欠发达国家必须半发达化;④必须建立监督和调节世界体系的程序规则,不断努力维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最优平衡。[39]事实上,除了一个全球性的极权政府,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等于利用环保旗号鼓吹建立全球极权政府。

第五,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中共制度优越论,为共产极权唱赞歌。由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碳、产生更多的垃圾,环保主义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减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报导,中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亿,假如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该报导作者得出结论,中共无意间为全球的碳减排做出了贡献。被作者忽视的是数亿幼小的生灵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难。

环境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模式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国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部分河流已经无法饮用,中国的沙尘暴飘洋过海到了韩国、日本、美国。按理说,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共。吊诡的是,很多环保主义者对中共赞誉有加,甚至视其为环保事业的希望。美国共产党的新闻网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来对环保新闻的报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令人惊讶的是,该网站环保新闻的主调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这只能说明共产邪灵在背后的操纵。

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克劳斯在《环保的暴政》一书中睿智地指出:“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41]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共产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它乌托邦一样,这样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42]他批评环保主义“鼓吹地球和自然,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与当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类似──妄图通过一项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规划取代自由和自发的人类演变进程”[43]。克劳斯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环保构建国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众。

2)打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资本主义,而环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破坏环境的天敌,于是共产主义与环保主义有了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把人类正常的环保活动演变成为征服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产主义曾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也就是“人间天堂”,来煽动穷人闹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以环保主义为掩护的共产主义采取的则是一个类似的手法,但是,描绘的远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乌托邦”,一个“人间地狱”:在一百年之后因为地球变暖,到处是山崩海啸、干旱洪水热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一次煽动的不再是穷人,而是要富人们起来抛弃原来的生活模式。谁会自愿改变舒适或者习惯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个政府当然不够,那就要靠联合国,要靠世界政府。还动不起来,就把未来的生态灾难给以强化宣传,制造生态恐慌,从而影响民众和政府,让政府强制推行环保主义的政策,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原教旨共产主义在获得政权后,一是剥夺富人财产,所谓的杀富济贫,其实穷人还是穷人,财富都被当官的贪了去;二是搞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把经济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们看看环保主义的做法。一是要富国出钱帮助穷国,财富再分配,其实穷国还是穷国,帮助穷国的钱通常都被穷国的官员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用各种严苛的环保政策来捆住资本主义的手脚,让企业关停或者迁到海外,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垮下来,从经济上削弱资本主义。环保主义在摧毁资本主义上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何其相似,说白了,也就是共产主义以不同面目在人间作祟。

环境主义的重点就是渲染未来的灾难,用恐惧来俘虏今天的民众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传这种末世恐慌的人,他们自己却过着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认为大难即将临头。

可以看出,因为要利用环保危机,特别是利用“全球变暖”这个共同“敌人”来联合各种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强调和夸大危机就成为了必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人们对价格最低廉的能源产生巨大恐惧,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气以及核能源。数十年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人们对核能源产生恐惧,现在他们又要想办法让人们害怕化石燃料,办法就是声称化石燃料会造成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严苛的环保条例就成了打击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成了“就业杀手”。绿色刺激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新发电厂的法规、更严格的车辆法规、《巴黎议定书》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变暖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气候科学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变暖主要是人为的,并且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类无任何益处。

在环保主义的推动下,一味地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学产品等,就意味着提高产品造价,减少利润,就会有相应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减低造价、保住利润。即使是环保支持者们也承认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仑54.5英里,也最多能达到2100年时使气候增温幅度降低0.02摄氏度,[44]对所谓的降低温室效应几乎无补。但各种限令的结果却是让百万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

环保新产业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动和补贴,不是市场运作产生的。在研发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就搞大规模的量产,实践证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业很难生存,拉动就业也就谈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业不是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业损失是净损失。

环保运动大力鼓吹绿色能源,掀起来一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大跃进,但是制造绿色能源本身带来的污染却被掩盖或者低估。太阳能板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种剧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将是贫瘠的,没有草或树木会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就像炸药──它有毒,是污染的,人类永远不会碰它”,《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的话如是说。[45] 同时在制造太阳能板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样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说绿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绿色而是污染。

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业拉回美国。除了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环保也是一个阻挡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台湾电信巨头富士康欲在美国投资设厂,谈了数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国广州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大厂,从洽谈到动工,只用了50天。该公司总裁呼吁美国应该到中国学习和调研。 [46]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在环保方面为企业松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除了税收优惠,威斯康辛州政府还豁免了高标准的雾霾、湿地等相关环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资得以在该州落实。

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一百多个签署国中,美国每年独自就要承担75%的费用,也就是大约750亿美元。美国要在2025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当于每年减少排放量大约16亿吨。至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污染国的中国,目标是允许其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47]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对美国强加的苛刻限制,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会丢失270万个工作”,“这个调查报告还显示,到2040年,遵守上届政府的承诺将造成以下行业大幅减产: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到这时,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调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业职位,而家庭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着环保名义,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技术,制定不合理的法规、协定,只能让共产国家有机可乘,反制西方。这样尤其致使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西方世界对抗共产邪恶的最后堡垒,无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着邪恶坐大。这其实正是邪灵期盼的结果。

我们不是否定环保。环境需要保护,但是,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万物之灵。超前的环保、过度的环保、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环保,是中了邪灵的圈套。环保必须有一个平衡点,而现在的环保运动是不在乎平衡点的,而是永无止境地要向一个方向推动。在这场过度、极端的环保运动中,我们不怀疑有很多活动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共产邪灵的幢幢鬼影。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2009年6月,美国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GMA)播出了一集畅想未来的特别节目,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变暖”对地球和人类的冲击。节目中,一名专家声称2015年海平面会迅速上升,纽约将被海水淹没;一名受访者说届时将会有“长达数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为12.9美元;一加仑汽油的价格为9美元。其论调之夸张使该节目的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质疑说,“这一切真的可能吗?”

事实上,可能与否并非媒体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危机意识”是环保主义驱动大众的指挥棒,而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相矛盾的,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怎么能造成公众的危机感呢?于是,环保主义打着为全人类未来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以“科学共识”为名达成全民“共识”。

丹麦经济学家比约‧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为“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的著作中,承认气候变暖,也承认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适应性和科技进步,这不会造成灾难。由于他的立场和环境主义“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教条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将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对其著作进行审判,然后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学欺诈”(但随后的政府调查证明隆伯格是无辜的),反对他的人企图利用科学欺诈委员会的判决,撤销其丹麦环境评估研究所所长职务。在火车站,人们甚至不愿意和他站在同一个站台,有一个环境主义者甚至向他扔馅饼。[49]

气候学家、前NASA卫星专家斯宾塞博士总结了14种宣传伎俩,包括制造恐慌、诉诸权威、利用从众心理、许诺必胜、人身攻击、煽情、谣言战等。[50]

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当今许多国家发生的对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的思想和言论的钳制现象。[51]

例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公众发言中说,对待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发言平台。奥尼尔指出,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被扣上“否认者”这个帽子。这包括一大类人,从承认气候变暖但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的人,到完全否认任何变暖的人。这个词杀伤力很大。爱丁堡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查尔斯琼斯指出,“否认者”这个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大屠杀否认者置于同一个令人恶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声称对气候变化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从犯,将来他们将面临纽伦堡式的审判。一位知名环境主义作家写道:“我们应该对那些混账(气候变暖理论的怀疑者)进行战争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的气候审判。”奥尼尔评论道:“我们通常只在专制国家里才听说过给思想或者言论定罪。……从妖魔化一群人并把他们的言论描述为有毒和危险的,到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只有一步之遥。”[52]奥尼尔的判断是正确的,钳制自由思想正是共产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正是魔鬼用来替换人们判断善恶的普世价值的伎俩。

一位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发表论文,讨论太阳在地球过去的历史温度记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这挑战了“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元凶”这一教条,某环境主义网站称其企图施行“群体屠杀”,并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称为“重罪犯”。[53]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大型环保团体的高级官员警告说,媒体在播放气候变化理论的怀疑者的发言之前应该三思,“因为允许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会造成伤害。”[54]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一次演讲中说,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上露面一样,全球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上发表言论。[55]澳大利亚的主流专栏作家们在开始考虑以“反人类罪”起诉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在澳大利亚包括总理在内的政要们参加的一次峰会上,一个提议是剥夺违反者的公民权。其中一个主意是重新审核澳大利亚公民,只给那些证明自己是“对气候环境友善”的人重新发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试图动用法律武器迫使气候变暖假说的反对者噤声。2015年,二十名学术界人士致信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为工具,调查那些对气候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组织。其真正诉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论自由。[57]2016年,多个州的司法部长开始形成联盟,针对传统能源行业,调查其是否“误导投资者和大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这种对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调查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是扼杀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辩论。[58]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共产邪灵很会利用人间运动来聚集人员、组成机构,以造成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街头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会组织罢工等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环保组织打着环保招牌,用政治正确、环保至上来聚集数量巨大的环保人士而形成环保运动,游说、挟持政府甚至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强迫推行不合理的协议、法规,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声。

正如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确提出的,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 “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过两千万美国人参加了地球日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应对环境恶化的措施却是人口控制。当时美国许多的左派组织决定“哪里人多就去哪里(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参与了环保运动,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解药。

形形色色的左派团体利用环保运动走向街头革命。如美国有一个“人民的气候运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产物,参与的组织有“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行动”、毛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另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举办“人民的气候集会”、“人民的气候游行”。集会上的标语是“制度改革,不是气候变迁”、“资本主义正在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环境”、“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星球”、“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战斗”。[60]

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队伍是代表共产极权的一片红旗的海洋。[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壮大环保势力,“绿色和平”已经在演变成红色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共产邪灵除了把环保主义劫持为政治运动之外,还把环保主义变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的宗教。

美国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表示:环保主义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宗教之一。他认为,环保主义具备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堕落、失去恩典、走向毁灭。它设定一个最初的伊甸园──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承受恩典的状态,人类由于从知识树中进食,从恩典陷入污染状态,“并且由于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审判日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能源罪人,注定走向毁灭,除非我们寻求救赎,这个救赎现在称为‘可持续性’。”[62]

克莱顿认为,环保主义的所有信条都关乎信仰。“这关系到你将成为罪人,还是被救;你是属于将被救赎的人群的一员,还是将被毁灭的人群的一员;是我们的一员,还是他们的一员。”[63]

这种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美国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认为,环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它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对伦理行动的道德要求,并以此来判断人类行为。[64]

前文引述过的著名科学家、量子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环保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居主导地位的世俗宗教。这种宗教认为……用我们奢侈的生活垃圾损害地球是一种罪,正当的道路是过尽可能节俭的生活。这种新宗教的伦理成为全球幼儿园、学校、大学的讲义。” [65]

对此,很多环保主义者并不讳言。因为性骚扰丑闻而辞职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辞职信中说环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当环保主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打击不同意见、越来越与科学脱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认为,环保运动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所带动;环保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旨在摧毁现行社会的准宗教。

这种新的宗教与共产主义一样,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图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规划自然环境,成为救世主。而这种“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对现有文明的基础上的。如联合国和平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师说:“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业文明的崩溃吗?”[67]克劳斯总结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环保主义者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他同意生物学家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那就是环保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生态危机的理性与科学的回答,而是对现有文明形式的整体排斥。[68]

有人认为,环保主义在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极端攻击。而这种仇恨和极端化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人类主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马克‧斯廷(Mark Steyn)说,他们(环保主义者)认为“每个出生的人……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温室气体,并增加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我们本身就是污染;节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孩子们留下更可持续的环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进步主义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受欢迎的”。[69]

这种把人视为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将自然环境摆在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人的神圣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类生育、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思维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等于用一种新的宗教取代传统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极权主义、强制统一思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结合,并不能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将毁掉现有的文明、现有的自由与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把人类引向歧路,这正是共产邪灵劫持环保主义想要达到的真正企图。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创造了优美繁荣的地球,这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环境。人有权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有义务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和万物。千百年来,人类守护着远古时神留下来的告诫,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出现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心变坏,而其效果又被科学技术放大的结果。污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污秽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此,净化环境必从净化内心开始。

环保意识的兴起出于人类自救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但它给了邪灵可乘之机。共产邪灵利用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大规模的恐慌,鼓吹变异的价值观,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企图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这种被共产主义变异的思路里解决环境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更快地被集体奴役和走向毁灭。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靠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或者仅依靠现代技术,而取决于对宇宙、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类恢复传统,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将回到神的子民的身边;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将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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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页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2/03/freeman-dyson-misundersta....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reeman_dyson_takes_on_the_climate_establ....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13/7/pdf/i10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hans-von-storch-on-p....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D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john.christy/christy/ChristyJR_CST_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a/aa8f25be-f093-47b1-bb....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8c53b68-253b-4234-a....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2/20/s....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3/14/t....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ceptive-new-report-on-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high-an....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3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214.

[3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5.

[34]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1.

[35]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2-213.

[3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7.

[37] 参看David Shearman and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38]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9-220.

[39]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宋凤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页5。

[40] John Bachtell, “China Buil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 World Burns,” People’s World, August 21, 2018,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builds-an-ecological-civiliza....

[41][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4。中文版把“socialism”翻译成“极权主义”,这里改回“社会主义”。

[42]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7-8。中文版把“communism”翻译成“苏维埃式专制主义”,这里改回“共产主义”。

[43]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100。中文版把“Marxists”翻译成“专制主义”,这里改回“马克思主义者”。

[44] John Fund, “Rollback Obama’s CAFE Power Grab, Give Car Consumers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23,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fuel-standards-cafe-epa-rolls-back/.

[45] Ariana Eunjung Cha, “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3/08/AR200803....

[46] 张程:〈富士康项目落户广州只用50天 郭台铭喊话美学“中国效率”〉,《参考消息》,2017年3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03/1733380.shtml。

[47]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December 2015, IB: 15-11-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paris-climate-agreement-IB.pdf.

[48]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7.

[50] Roy W. Spencer,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Blunder: How Mother Nature Fooled the World’s Top Climate Scientist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0), 31.

[51]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64.

[53] 同上。

[54]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5] 同上。

[5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07.

[57] Hans von Spakovsky and Nicolas Loris, “The Climate Change Inquisition: An Abuse of Power that Offend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reatens Informed Deba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climate-change-inquisition-abuse-pow....

[58] 同上。

[5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60] “Climate Movement Drops Mask, Admits Communist Agenda,” PJ Med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s://pjmedia.com/zombie/2014/9/23/climate-movement-drops-mask-admits-....

[61] “People’s Climate March: Thousands Rally to Denounce Trump’s Environmental Agenda,”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apr/30/peoples-climate-march-th....

[62] Michael Crichton, “Crichton: Environmentalism Is a Religion,” Hawaii Free Press, April 22, 2018, http://www.hawaiifreepress.com/ArticlesMain/tabid/56/ID/2818/Crichton-En....

[63] 同上。

[64] Robert H. Nelson, “New Religion of Environmentalism,”  Independent Institute, April 22, 2010, http://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5081.

[65] Joel Garreau, “Environmentalism as Religion,” The New Atlantis, Summer 2010,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00914_TNA28Garreau.pdf.

[66] Damian Carrington, “IPCC Chair Rajendra Pachauri Resig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feb/24/ipcc-chair-rajendra-....

[67] Michael Whitcraft,  “A Lot of Hot Air – A Review of Václav Klaus’ Recent Book: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Free Republic, June 13, 2008,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030948/posts.

[68] 同上。

[69] Quoted in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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