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20)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录

1. 法律与信仰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3)利用代理人制定恶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赞美神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个人责任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著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1987年苏联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理那些苏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在调阅了几十万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写道:“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雅科夫列夫的语言翻译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说,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维,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不是出于对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狂热向往,而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动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邪恶。

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为苏联之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所沿袭,中国、柬埔寨、朝鲜为其中的典型。

在《九评共产党》第七章《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列举的暴行更加触目惊心,仅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约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如果说,为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对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话,那么共产党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为名与自由社会交往时,则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后通过的,表面上是为了达成“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并不认真执行。

马克思毫不讳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法律并不来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对人的爱,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在它之上没有神的诫命和人伦纲常,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共产党的利益。而利益的随时变动,必然也带来法律的随时变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在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为了抢夺全民的财产,在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在法律上设置了“反革命罪”,将所有抵制这种抢劫的人统统划为“反革命”,予以监禁甚至枪决。在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抢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这些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本质上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盗窃来的全民财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却并不能得到保护。层出不穷的“强拆案”就是政府对居民财产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几个月不到,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建立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举国力量对法轮功完全不讲法律而实施迫害。

中共为掩盖其滔天血债,需要不断制造敌人以达到残酷镇压、威吓百姓的目的。镇压对象的变化,从地主、资本家到“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修炼者或维权律师,法律也必须一再改变。六十多年间,中共光宪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颁布后,又经过四次修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饰和美化,甚至于有时候连这种修饰和美化都懒得做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共产党为了展现“法治”、“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条文上还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绝不会被认真执行,譬如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既然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付敌人,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

这种体系决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战了“统治阶级意志”(即共产党的利益),就立即成为“依法”镇压的对象,哪怕你是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失地农民、维权律师,或者是哪个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师看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从来不如现实来得强有力。因为当你援引法律条文、追求条文所规定的正义时,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跟你谈的则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们虽不懂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却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以就要听党的话。这些人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包括“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党不让辩护的。”“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法院归共产党领导,要听党的。”“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别跟我讲良心。”[8]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多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产党的法律变来变去,有的部分可以执行,而有的部分绝不执行,因此这样的法律也毫无神圣性可言。更何况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过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来数不清的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的统治者背负不动的血债──8,000万到1亿冤魂。

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如果共产党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共产党本身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更不敢认真地执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于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着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此表露得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重点,而不是我们的道德原则。这实际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则分离。美国国父们定义的“自由”,其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不随文化而异,因为其来源是神(《美国宪法》中所说的“创世主”)。背离普世价值片面放大所谓“自由”,是魔鬼变异法律、引诱人堕落的手段。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被关了4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恶扬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创始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14]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每年经费超过1亿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支持堕胎的权利,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的歧视。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恶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二百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里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又何谈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更何况,评价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该以经济效益,而该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按传统道德标准,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西方宗教认为是“圣灵的殿”,东方认为只有人体才可修炼提升为佛、道,吸毒是败坏、亵渎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体,乃是堕落败坏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美国,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进步主义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调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会在其它国家推动“进步主义”,颠覆“保守主义”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进一步让人丧失自我控制、远离神,以及制造社会混乱并使经济下滑,从而让共产邪灵操控政治权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索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上。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9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 重写宪法;2. 禁止赞美神;3. 重新定义婚姻;4. 侵蚀美国主权;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养女权主义;7. 严重阻扰法律的执行;8. 干涉选举;9. 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象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箝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6)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个父亲和儿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坏,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因为有父子关系而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责。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正如《圣经》中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道理类此。

“自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有选择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正义的原则。而自由派的法官们却鼓励人推卸自己该负的责任,把责任归因于社会环境,比如以经济、种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为说辞,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将其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又何来公正可言?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90年代鲁宾(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二十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变异的法律对反道德行为极其宽容、放纵的同时,又对社会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极其严苛,如对家长管教孩子限制很严,弄得家长都不能管教孩子,实际上等于让孩子从小没有家教,放纵自己魔性的一面,以“爱护”之名毁掉很多孩子的未来。

将法律的“自由”内涵与强制性都推向极端,是魔鬼变异法律、毁掉法律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伎俩。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的条款,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的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亚洲和欧洲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上述种种法律乱象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手中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

第45条,废除康纳利保留权(Connally Reservation,也称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国可以决定某个案子是否适用美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让世界法庭管辖类似的国家和个人。

对照现实审视上述目标就会发现,这些目标几乎已经或将要被一一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法律手段蚕食美国司法的现状触目惊心。

无论在原教旨共产党国家里基于仇恨的法律,还是不断被渐进共产主义逐步蚕食的西方法律,都丧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传统的道德。

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不能以神的诫命为最终善恶的标准,我们就只能在共产邪灵的侵蚀下丧失司法独立和道德底线,并最终听任被共产邪灵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击善良和纵容邪恶,不知不觉中执行邪灵毁灭人类的最终图谋。尽快摆脱邪灵的控制,刻不容缓。#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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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3]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4]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5] Sergey Nechayev, 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1869.

[6] Vladimir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8/prrk/common_liberal.htm.

[7] 李玉贞: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十期。

[8] 欧阳非:〈红色荒唐言论〉,明慧网,2015年1月8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8/302850.html.

[9] Francis Bacon, “Of Judicature,” Essays, Civil and Moral, http://www.bartleby.com/3/1/56.html.

[10]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Nos. 91-744, 91-902). “Some of us as individuals find abortion offensive to our most basic principles of morality, but that cannot control our decision. Our obligation is to define the liberty of all, not to mandate our own moral code.”

[11] Tom Murse, “Number of Pardons by President,” ThoughtCo, March 09, 2018, https://www.thoughtco.com/number-of-pardons-by-president-3367600.

[12] Gregory Korte, “Obama Commutes Sentence of Chelsea Manning in Last-minute Clemency Push,” USA TODAY,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7/01/17/obama-commutes-s....

[13] Paige St. John and Abbie Vansickle, “Here’s Why George Soros, Liberal Groups Are Spending Big to Help Decide Who’s Your Next D.A.,”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2018, http://www.latimes.com/local/california/la-me-prosecutor-campaign-201805....

[14] Affidavit of Roger N. Baldwin, December 31, 1938, 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5th-78th Congress, 3081-3082.

[15]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Minneapolis, MN: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06), 26-27.

[16] Phyllis Schlafly, “Pots of Gold Behind Crosses and Ten Commandments,” The Eagle Forum Report, June 4, 2004, http://eagleforum.org/column/2004/june04/04-06-23.html.

[17]  “The U.S. Pledge of Allegiance: Circuit Court Decision, Reactions, etc.,”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nat_pled3.htm.

[18] Passed/agreed to in House: On Motion to Suspend the Rules and Agree to the Resolution Agreed to by the Yeas and Nays: (2/3 required): 416 – 3, 11 Present (Roll no. 27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459.

[19] Submitted in the Senate, Considered, and Agreed to without Amendment by Yea-Nay, 99-0, June 26, 200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292.

[20]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30.

[21]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58.

[2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60-61.

[23]  “CNN Revels in Pot Smoke during New Year’s Eve Report from Denver,” Fox News, January 1, 2018,  http://www.foxnews.com/entertainment/2018/01/01/cnn-revels-in-pot-smoke-....

[24] Patrick McGreevy, “Billionaire Activists like Sean Parker and George Soros Are Fueling the Campaign to Legalize Po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 2016,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pol-ca-proposition64-cash-snap-201611....

[25] Adam Shaw, “GOP Senators Ask Tillerson to Probe US Funding of Soros Groups abroad,” Fox News, March 15, 2017,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7/03/15/gop-senators-ask-tillerson-to....

[26]  Ariane de Vogue and Jeremy Diamond, “Supreme Court Rules in Favor of Same-sex Marriage Nationwide,” CNN News, June 27, 2015, https://www.cnn.com/2015/06/26/politics/supreme-court-same-sex-marriage-....

[27] Todd Starnes, “Kentucky Clerk: This is a fight worth fighting,”  Fox News, September 3, 2015,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5/09/03/kentucky-clerk-am-prepared-to-....

[28]  “Attorney for Kim Davis Speaks out, Huckabee Blasts ‘Judicial Overreach’ in Case,” Fox News, September 8, 2015, http://www.foxnews.com/transcript/2015/09/08/attorney-for-kim-davis-spea....

[29] 〈同性婚姻〉,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同性婚姻。

[30] The Stop the Kinsey Institute Coalition, “Kinsey Helped Undermine Laws Protecting Women & Children,”  http://stopthekinseyinstitute.org/more/undermining-laws/.

[31]曹长青:〈绝不应废除死刑〉,《中国报导周刊》,2015年6月7日, http://www.china-week.com/html/6405.htm

[3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49.

[33]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4]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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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7):艺术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目录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结语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著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著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著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称:“艺术抗议并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它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也就是日常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ô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何成为共产主义者》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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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论语·八佾》。

[2] 司马迁:《史记·乐书》。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37卷。

[4] 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29-130.

[5] Yingshou Xing, et al, “Mozart, Mozart Rhythm and Retrograde Mozart Effects: Evidences from Behaviours and Neurobiology Bases,” Scientific Reports Vol. 6, Article#: 18744 (20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744.

[6]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Tulsa, OK: America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 1974), 58-59.

[7] David Cloud, “Rock Music and Suicide,” Way of Life Literature, December 20, 2000, https://www.wayoflife.org/reports/rock_music_and_suicide.html.

[8] Val Williams, “Leni Riefenstahl: Film-maker Who Became Notorious as Hitler’s Propagandist,” September 10,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830045819/http://www.independent.co.uk/....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0] Rober Florczak, “Why Is Modern Art So Bad?” Prage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ix.

[12] “Gustave Courbet Quotes,”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 Pablo Picasso, “Why I Become a Communist,” http://houstoncommunistparty.com/pablo-picasso-why-i-became-a-communist.

[14] 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 Its Dazzling Achievement, Its Fall (London: Knopf, 1991), 24.

[15] 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 “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 in Robert Motherwell, ed.,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2nd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9).

[16] Michael Wing, “Of ‘-isms,’ Institutions, and Radicals: 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The Epoch Times, March 16,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isms-institutions-and-radicals_2231016.....

[17] Katherine Brook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 Huffington Post, May 13, 20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5/13/piss-christ-sale_n_5317545.html.

[18] Arnaud Hu,〈泛谈当今的美术〉,正见网,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19] “’Baby-eating’ Artist Sparks TV Row,” BBC News, December 30, 2002,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614643.stm.

[20] “John William Godward: Biography,” Heritage Auctions.

[21] Walter Frisch, ed., Schoenberg and His Worl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94.

[22] Norman Lebrecht, “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 The Lebrecht Weekly, July 8, 2001, 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 Golan Gur, “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 Search: 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 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44-47.

[25] Jon Caramanica, “The Rowdy World of Rap’s New Under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2/arts/music/soundcloud-rap-lil-pump-sm....

[26] “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 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itics-and-dance/finding-a-political-voic....

[27] Michael Minnicino, “New Dark Age: 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Fidelio Magazine, Volume 1, Number 1 (Winter 1992), 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30] André Breton,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https://www.tcf.ua.edu/Classes/Jbutler/T340/SurManifesto/ManifestoOfSurr....

[31] Allen Ginsberg, “America,”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9305/america-56d22b41f119f.

[32]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1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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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上)

目录

引言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它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分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地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里,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到,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与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前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的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英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为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的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屣。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著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识的一种行为。而她走入大学课堂就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告诉她“这是你的革命任务”,她自己也公开说她将“教学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种形式”。她依照这套主张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研究系”。[30]在她的一个课程教学大纲里她写到,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改变性倾向是最高级的社会意识。[31]

密苏里大学则系统地设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女权主义、文学、性别、“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别”(Outlaw Gender)一课将性别视为“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给学生灌输一种观点──基于性别的压迫和对多种性别的歧视。[32]

本书第五章已经揭示,共产主义的渗透是西方二战以来反战运动的重要源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关。学者大卫‧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里250多个“和平研究”专业后得出结论,这个专业的主要目的是把学生变成反战的左派,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而不是学术性的机构。[33]

他们以在“和平研究”专业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为例,说明和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解释贫困与饥饿问题时,这本书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声称造成世界上饥饿问题的原因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谴责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商人,声称是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处于饥饿之中。虽然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种暴力该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赞誉有加,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书中称,“虽然古巴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而且某些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广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说明,暴力革命有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卡斯特罗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该书只字不提。

这本写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书也涉及到恐怖主义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恐怖分子充满同情,以至于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解:“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可能对那些把这个称呼视为当然的读者来说显得奇怪。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淡化这些行为的恐怖性质,而是要通过指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来强调有必要收敛(对恐怖主义的)道德义愤。”[34]

学术专业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预先设定研究立场。这些新兴专业预先设定了意识形态立场──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权主义,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白人的歧视造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讨真理,而是灌输意识形态。

这些新学科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一旦进入大学,它们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断要求更多经费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学生再进一步壮大这些学科的力量。这些学科已经无法轻易从大学里剥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科是共产邪灵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它们跟其声称代表的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女性等)都没有太大关系。在正常社会里进行女性研究或者对某个种族的研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完全无可厚非。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的恐怖活动的默认。

德州大学某传播学副教授毫不避讳地在大学网页上将自己描述为“长期的活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她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一个自封的寻求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她的网页列出了五门由政治议题所驱动的课程。她所教授的“传播学和社会变革”课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投身于改变美国的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运动”。[38]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2014年,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在校园中做了一次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三个问题:“谁打赢了南北战争?”“副总统是谁?”“我们是从哪个殖民者那里独立出来的?”对于这些关于美国政治和历史的常识,很多学生懵然不知,但谈起影星的婚姻恋爱却如数家珍。[39]

2008年,校际研究所随机问询了2500名美国人,发现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机构是什么。[40]2014年“全国教育进展评鉴”组织发现只有18%的学生对美国历史比较熟悉,而对于公民常识的33道考题中,71%的美国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学习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一个国家创建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建立在何种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及为维护这些传统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唯有如此,人们才会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也会守护这种传统并传给下一代。

而遗忘历史就是割断传统,不了解公民义务是出现极权政府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免会问:美国的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可以从美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他们的老师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传甚广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人民的美国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启迪人心的故事都是无耻的谎言,美国历史漆黑一团,充满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42]

波士顿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美国为敌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美国则是恶魔。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9.11”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抗议该校的西方文明史课程。他们大声呼喊口号:“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须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学向抗议者让步,用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课(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来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课程虽然并没有取消原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包括荷马、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等,但是规定,每学期的课程必须包括若干女性、少数民族等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作品。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把这种改革课程的方式称作“恫吓式课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学很快跟进,二流、三流大学也“不甘落后”。几年之内,美国大学的文科通识课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保守主义思想家德苏萨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韦塔‧门楚:印第安女人在危地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这部书说明斯坦福大学新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里戈韦塔‧门楚的年轻印第安女子在危地马拉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一场屠杀中无端遇害,她决心反抗,思想越来越极端。她逐渐认同南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反对欧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书的最后,她开始参加“人民阵线”在巴黎的集会,谈的是“资产阶级青年”、“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等话题。书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韦塔放弃婚姻和母性”。[44]

美国大学以“政治正确”之名驱逐经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一,用粗制滥造、内容肤浅但具有煽动性的“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取代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第二,把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与经典文学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对学生心理的影响;第三,经典文学与不入流的作品并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价值也被相对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读文学经典的指导思想也变成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们热衷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里隐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者经典作品里人物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是对经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很难相信经典作品里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动机,而培养了一种蔑视一切,甚至仇视一切的愤世嫉俗态度(cynicism)。

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经典的主题基本都是关于博爱、正义、忠贞、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道德价值的。历史教育则是关于这个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能够回溯到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最传统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大多为欧洲的白种男人所写,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权”为借口,让人多阅读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学作品。历史教育则倾向于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描述为一片漆黑,充斥了对女人、少数族裔的奴役和剥削。历史教育不再回溯传统,而是为了灌输对女人和少数族裔的“罪恶感”。

人能够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教育刻意让人注重“政治正确”的作品,人阅读传统经典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学生与自己的文化根源,特别是文化所承载的从信仰派生出的价值观的背离。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杂,而文化混杂的结果也就断掉了人和造这个人种的神之间的文化桥梁。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极为重视教科书的作用。他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谁来制定法律和条约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书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垄断了教科书,就掌握了塑造学生思想的主导权。

激进的学者、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大学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因此各种激进的理念被塞进教科书当中,伪装成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某些学科的教授推荐的教科书、必读书目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学派的著作。前文提到过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国史》就被很多历史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女性研究系等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学术界的左派形成相当的势力后,就可以利用美国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压制不同的言论。一篇挑战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势必被左派“同行”拒绝发表。

很多文科专业的学术期刊用“批判理论”作指导,充斥着晦涩的学术术语,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传统文化,煽动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有一类论文,力图证明所有传统的道德和规范,甚至包括科学规范,都是“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意即是掌握强权的人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包装成普世观念,然后强加给社会大众,用以维护自己阶级或人群的统治地位。

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论文称“量子重力”是由社会和语言建构的,整篇文章旁征博引,有109条注脚,参考了219篇文献。[46]

论文刊出当日,索卡在另一杂志《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声明该论文实属恶作剧。他故意投稿给《社会文本》,是一场“物理学家有关文化研究的实验”。[47]

索卡在接受广播节目“全盘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说,一些人文科学期刊将发表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合适的左派思想”并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制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识形态话语、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论文投稿。[48]

索卡后来撰文指出:“我的实验结果至少证明了,美国左派学界一些时髦领域已经在智力上变得懒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喜欢我的文章,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显然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去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有效性,或论证与所谓结论的相关性。”[49] 索卡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毫无学术性和严肃性可言。

从美国大型学术联合会年会的论文选题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几十年中人文社会学科被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情况之普遍和严重。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学者联合会之一,会员超过25,000人,主要是从事现代语言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和学者。该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会人数经常超过10,000人。通过检索该学会网站提供的年会专题讨论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有相当比重的论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变异理论为工具,或者使用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身份政治等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它学术联合会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大学里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入学,都要学习数门公共必修课程,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会学、传播学等系的教授开设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必修课程──顾名思义,学生对这类课程无可奈何无处可逃──常常成为教授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场所。教授利用手里的权力向学生兜售自己的左倾激进观点,甚至以成绩为筹码,逼迫学生认同其观点。如果学生胆敢挑战老师的观点,老师就会以低分作为惩罚。[50]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仅会污染本专业的学生,而且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大学生喜欢被人当作成年人尊重,但毕竟涉世未深,知识有限,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学者,竟然利用学生的天真和轻信,灌输给他们一整套错误、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家长支付高额学费,本来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又怎会想到,孩子被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却被日复一日地激进化,他们被强迫接受的错误观念将影响他们的下半生?

当一代一代的人进入被魔鬼严重渗透的教育体制,学习著其代理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杜撰的变异理论,共产邪灵离它败坏道德、破坏文化并最终毁灭人类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内猖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校园政策越来越专注于防止“冒犯性”的言论,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数族裔的言论。美国学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美国大学实施了言论规范的相关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严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论出现。[51]

支持这种行动的人也许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产生荒谬的结果:从此宣称自己有权利不被冒犯(实际上这并不是任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的人不断增加,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泛滥,让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祖先历史、肤色、性别、性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称自己属于“被压迫群体”。而大学行政方面也不断地给宣称受害者这样的特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被压迫者当然是道德上正确的,他人甚至不敢对其自称的受到冒犯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于其偷偷转换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高),人们最终不自觉地完全放弃传统普世价值的善恶标准,以群体情感(group emotion)判断是非善恶。这在共产极权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显著,最终导致流氓无产者(“受压迫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地主资本家(“压迫者”)。

这种随意宣称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断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断扩展“歧视”言行的定义:如微攻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环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学行政方面也随之出台相应的惩罚政策和强制培训,如“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等。

“微攻击”的意思是轻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语言或非语言冒犯,尽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于无意或者无知。这种无意或者无知被称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低)。许多大学的新生入校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敏感度培训(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服饰不能穿,否则会构成“微攻击”,被视作违反校规。一些校园中,“欢迎来美国”这句话不能说,因为可能构成歧视,被视作微攻击。原因是,这会让一些历史上在美国遭受不公对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华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历史。加州大学公布的“微攻击”禁忌语,包括“美国是个大熔炉”(种族歧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否认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等等一长串日常用语。[52]微攻击违规者会受到校方处罚,因为这会阻碍学校构建所谓的“安全环境”(safe space)。

一个典型的“微攻击”例子,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园。一个白人学生因为读了一本书而违反了种族骚扰条例,书名叫做《圣母大学生击溃三K党》。但书的封面上三K党集会的照片让这位学生的同事(该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寓管理员)感到被冒犯。学校的纠偏办公室认为该学生违反了种族歧视校规。后来经过学生的抗争和其它团体的帮助,学校不得不承认该学生没有错。[53]

所谓“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堪比前苏联或者中国的“再教育”洗脑。“再教育”的目的是强化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认清自己所在“压迫阶级”的“原罪”,被压迫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假象”,清除“内化的压迫”,抛开个人处境而真正认清自己阶级被压迫的地位(现在是女性要认清传统女性性别身份是传统文化制造的“迷思”,黑人要认清“公平”是白人传统文化制造的假象,区分个人境遇和种族、性别境遇);学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要意识到按照“压迫阶级”的立场认识问题是“错误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否定阶级压迫或者阶级斗争的言行也会遭到严厉惩罚。“敏感度培训”是要充分意识到“社会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压迫”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的立场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关于多元化的课程后才能毕业。按照学校说明,这门课程完成后学生将能够“扩展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阶级分析),“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不公平系统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阶级成分),并且“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要站在“受压迫”阶级的立场上)。[54]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拉华大学2007年的“再教育”洗脑项目(校方称为“对学生不正确态度和信仰的治疗”)。这个项目针对7000名住校生。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思想意识“治疗”。其明确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比如政治、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等等。大学宿舍助理要求给每个学生一对一的问卷。问卷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包括“他们愿意和什么样的种族和性别的人约会”,其直接目的是让学生在这些方面更加“开放”。有个学生在被问到“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指不同于生理身份的性别认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认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时,回答说:“不关你的事。”结果她被宿舍助理汇报给学校管理层。[55]

魔鬼安排大学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它还大大强化和放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念。年轻学生从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环境中学到的是可以利用“群体情感”作为“高尚”的目标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宣称自己是某个“受压迫群体”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胁别人,或者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为由向校方提出抗议,要求发言者闭嘴;保守派学生报纸中如有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甚至可以烧毁其报纸。

感受到被冒犯本来是主观感觉,但现在感受成为“客观”证据。以至于大学教授们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间,各大学的学生开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个材料之前,要提前发出“触发警告”,因为某些教学话题、阅读材料可能会引起学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过去几年被要求列入触发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有的学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触发学生的负面反应,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56]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校园内不断强化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让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他们和上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成为他们的教授)一样反叛传统,更等而下之者乱性、酗酒、吸毒、满嘴脏话。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灵,不堪任何打击和挫折,遑论担负责任。

传统教育中培养的是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思考和责任心、对他人宽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让下一代不断放纵自己,成为魔鬼统治世界时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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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类报导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ite-campuses-offer-students-coloring-books-puppie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11/15/heres-how-universities-are-offeri....

[2] 根据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2017年的调查,国际学生已经占据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科技工程专业的绝大多数。全日制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三个专业是电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国际学生比例分别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10/11/foreign-students-an....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2/27/research-confirms-professors-lean-left-questions-assumption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lose-minded-campus-the-stifling-of-ideas....

[9] Quoted from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参见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from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rdan-peterson-explains-how-communism-cam....

[26]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ues/1993/3/the-pervers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35]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2.

[36]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691-Bill_Ayers.

[37]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102.

[3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16.

[39] “Who Won the Civil War? Tough Ques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14,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protojournalist/2014/11/18/364675234/who....

[40] “Summary of Our Fading Heritage: Americans Fail a Basic Test on Their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americancivicliteracy.org/2008/summary_summary.html.

[41] “Study: Americans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July 17, 2009,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ws/local/Study-Americans-Dont-Know-About....

[42]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43]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74.

[44] Dinesh D’ 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71.

[45] Paul Samuelson, “Forewor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 eds. Phillips Saunders and William B. Walstad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0).

[46] Alan D.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No. 46/47 (Spring – Summer, 1996), 217-252.

[47] Alan D. Sokal,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Lingua Franca (June 5,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lingua_franca_v4/lingua_franca_....

[48] Alan D. Sokal, “Parody,”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5, 1996,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43441.

[49] Alan D. Sokal, “Revelation: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in Sokal Hoax: The Sham That Shook the Academy, ed. The Editors of Lingua Franca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52.

[50]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212-213.

[51] Donald Alexander Downs, 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51.

[52] Eugene Volokh, “UC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Not to Criticize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ll America ‘Melting Pot,’ and Mo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5/06/16/uc-t....

[53] “Victory at IUPUI: Student-Employee Found Guilty of Racial Harassment for Reading a Book Now Cleared of All Charges,”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victory-at-iupui-student-employee-found-guilty-o....

[54] “Colleges Become Re-Education Camps in Age of Diversit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students-indoctrinated-in-leftist-politics/.

[55] Greg Lukianoff,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tudents Required to Undergo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https://www.thefire.org/cases/university-of-delaware-students-required-to-undergo-ideological-reeducation/.

[56]Alison Flood, “US Students Request ‘Trigger Warnings’ o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y/19/us-students-request-trigger-warnings-in-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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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下)

目 录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1)从卢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学与教育学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4)淫秽的性教育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3. 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大面积背离传统开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一代代进步主义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说辞,改变课程设计,淡化教学内容,降低教学标准,造成了传统课程体系迅速解体,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1)从卢梭到杜威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的一面,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富于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阿尔伯特‧P‧平克维奇(Albert P. Pinkerich)写道:“杜威无限接近马克思和俄国共产党人。” [9]阿兰‧瑞恩(Alan Ryan)在杜威传记中说,杜威“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10]

进步主义教育直言不讳,要改变学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进步主义教育鼓吹,以学生(或儿童)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个人经验而不是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活动(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美国保守派杂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列为“19和20世纪最有害的书”第五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传统学校培养学生品德和传授知识都不重要,他强调的只是(脱离基本知识的)思考“技能”。[11]

从进步主义诞生之初,一些深思远虑之士就曾经对其进行批评,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疯狂地教书:门外汉看美国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简意赅地驳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教条。[12]进步主义教育学家把批评者说成“反动派”,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理屈词穷时则干脆视而不见。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50多年的终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期间,美国学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或获得高级学位的。[13]“进步主义教育”也从美国辐射全球。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按照卢梭的教育理论,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会变坏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听任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

受卢梭思想启发,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常常把这样的观点挂在嘴边:不要把家长或者老师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让他长大后自己进行判断和选择。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曾经精彩地反驳这样的观点:

(一位友人)认为,在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之前就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我(诗人本人)带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园,告诉他这是我的植物园。“这怎么可能?”他说,“到处都是杂草。”“哦”,我说,“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看,这些杂草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假如我让土壤产生一种向着玫瑰和草莓的偏见,我觉得是极不应该的。”[14]

机智的诗人用类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养的,正如不料理花园只会让花园杂草丛生,放任儿童就等于把他们交给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性中善恶同在,孩子虽然相对成人来说天真单纯,但仍然有好逸恶劳、妒嫉、攻击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说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有着种种魔性的孩子放进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恐怕已经沾染了大量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再去管教已经为时太晚。

将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夏山学校:一种极端的育儿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了寄宿学校“夏山学校”,招收6~16岁的儿童入学。这所学校的特点是给学生以完全的自由。学生可以选择上课,也可以选择不上课;可以选择上这门课,也可以选择上那门课。尼尔的教育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劲的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的影响,两人常年保持通信联系。学校不仅在学术上,也在道德、纪律、男女关系上持极端的放任、反传统的观点。男女生随便约会、同居,校方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方便。尼尔让员工和学生一起在户外泳池裸泳,他35岁的继子在学校教陶艺课,经常带不同的高年级女生同居。[15]尼尔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说,夏山学校每个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他认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说,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许,他干脆就让男女生混寝。[17]《夏山学校》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仅60年代就销售了300万册以上,几乎成了所有教师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中国古语曰:“严师出高徒。”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发现,严格的老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响。[18]可悲的是,美国和许多其它西方国家受进步主义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立法限制家长和老师管束学生。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的恶习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水准和学习成绩都急速下滑。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

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19]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贻害全球。

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练习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verbal lessons)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借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

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呓语。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借口。

“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著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什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担负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童稚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著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期,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借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

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两名高三学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当中,杀死了10名同学、1名老师,造成20多人受伤,两名学生在和警方对峙互射后自裁。惨剧震惊了美国社会,人们纷纷反思,是什么造成这两名学生如此冷血地反社会,竟然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痛下杀手?

留心历史的教育工作者观察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学校的主要纪律问题是上课迟到、未经允许交谈、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为问题,80年代以后,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为、怀孕、自杀、帮派犯罪,甚至是开枪滥射。这种可怕的趋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开出合适的药方。

美国青少年道德的变异和下滑是共产邪灵利用其人间代理人有意败坏的结果。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里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里,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里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著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仰的家长也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尊敬师长,但被强制灌输进化论之后,孩子会挑战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当成一回事,其后果就是学校把孩子从有信仰的父母身边硬生生地夺走。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学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恶的地方。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第五章已经阐述了“政治正确”的实质。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实质是用一套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统的道德标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缓慢进入美国学校。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政治正确”几乎已经取得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具体实施当中,它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于50年代的《高中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书的作者鲁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诺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种历史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把美国历史说成是富人和穷人、特权阶级和无权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精髓”。这些书鼓吹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关怀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24]

据报导,明尼苏达州一个学区2013年采纳了一个名为“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计划,把学区的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了“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种族身份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欠佳归因于制度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消除“白人的特权”。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种族平等为出发点,只有具有种族平等意识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才会被雇用。该计划从幼儿园开始实施,10年级英语课的主题是殖民地化,移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级的课程大纲宣称“本学年结束时,(学生)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25]

加州于2016年7月通过了新的中小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大纲,使得原已明显左倾的大纲更像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册。原本应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如美国立国精神、军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显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运动,似乎这才是新的美国立国原则。在家庭和性方面,这个大纲非常反传统。以11年级课程为例,该大纲声称自己的重心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平等权利运动”,其实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笔墨书写性少数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首度列入历史课程,成为11年级历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调更倾向于支持“性解放”,如在关于爱滋病的部分里,该大纲暗示人们对爱滋病的恐惧,引发了“性解放运动”的退潮。[26]性占用了过多篇幅,排挤了其它更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一战,学生能学到的不是美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而是美军士兵发现欧洲的性观念大快人心。[27]这个极左大纲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引导学生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个大纲在加州使用,对全国都带来负面影响。[28]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还包括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输道德相对主义。

1984年3月,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部在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匹兹堡等七所城市主办的“学生权益保护修正案”听证会。听证会的证词多达1,300多页,保守派思想家菲丽丝‧施拉芙丽(Phillis Schlafly)将这些证词编辑为《教室内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书,于当年8月出版。

施拉芙丽用“心理治疗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来概括听证会证词涉及的问题。与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疗式教育致力于改变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把教学时间用来玩心理游戏,填写关于个人问题的问卷,强迫儿童就自杀与谋杀、结婚与离婚、堕胎与领养这类成人问题做出决定。[29]

事实上,这类课程并非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而设,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控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1)心理学与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的基础是哲学和心理学。除了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以外,对现代美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主张,正如在经济方面要消除“剩余价值”,在个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余压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张释放本能、放纵个性,帮助催生了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受上述几个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卫生组织(WHO)第一任总干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布洛克‧齐硕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理扭曲……它是一种阻碍人们看到和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产生自卑感、内疚和恐惧……能够产生这些变态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对错的概念……[这种]人为地强加的自卑、内疚和恐惧,通常被称为“罪(sin)”……这种情况造成了那么多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且感到不快乐。……摆脱道德意味着自由观察、思考和明智的行为……要想使整个种族摆脱严重的善恶负担,精神病学家必须承担最初的使命。[31]

齐硕姆从错误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须破除道德和是非对错的概念,而负责发起这场针对道德的战役的是精神病学家。不知是否受到齐硕姆的直接启发,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发明了“澄清价值观(values clarification)”课程,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人类传统道德和是非观念的作用。

于是,杜威的道德相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压抑学说、齐硕姆的心理学理论,汇成一个反对传统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毁了美国学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很多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上学的美国人都记得这样一节课,老师让学生假想一个情境:沉船之后,几个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长、几名儿童、一名怀孕的妇女、一名男同性恋等。由于救生艇超载,必须让一个人放弃求生的机会。老师让学生讨论让谁离开救生艇,也就是决定哪一个人应该放弃生命,而老师对讨论不做任何评判。

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价值观”课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故事。这类课程,除了“澄清价值观”以外,还有决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预防、性教育等。

《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的作者基尔派翠克描述,这类课堂的讨论变成了无目的的自由交谈,观点来来回回,却永远没有结论。老师变成了脱口秀主持人,引导学生辩论诸如换妻游戏、吃人习俗、教儿童手淫之类的问题。这类课程引导学生抛弃在家里养成的价值观,却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思想行为的对错是纯粹主观的,最终造成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全方位混乱。这样的课程制造出道德观念的文盲,学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维尔发现这些课程运用了大量极权国家给人民洗脑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压力、强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对象孤立起来;③操纵同侪压力检验学生从前(从家庭或者教会继承)的价值观;④剥夺个人的正常防御能力,如矜持、自尊、隐私感或拒绝参与的能力;⑤奖励对新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这种回报可以表现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其它有形无形的方式。[33]

索维尔指出,这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鼓励学生背弃家长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以一种中性的或者说“不加判断”的方式进行,不寻求区分“对”和“错”,而是要寻找对个人来说什么感觉良好;其重心是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社会或理性的规范。[34]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国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节目使观众感到极大不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死者的遗体,而且让学生触摸尸体。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预防教育也变得相当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还包括:让学生写自己的墓志铭、设计墓碑、挑选棺材、安排葬礼、写自己的讣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怎样死亡?”“你将什么时候死亡?”“你认识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吗?”“你上次悼念别人是什么时候?你是哭了还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来生吗?”[36]显而易见,问题和学习无关,是为了了解学生的人生态度、宗教信仰、性格特点等等,有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引导性,会对十几岁的少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说死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可是全国出现了多起上过“死亡教育课”的学龄儿童自杀的案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自杀与死亡教育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家长有理由怀疑,给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讲述太多有关死亡、自杀等问题,会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产生绝望感和忧郁的心理状态,最终触发了他们的自杀。

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lum)博士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发现上过一个名叫“决定”(Decide)的毒品预防课程的学生反而没有对比组(即没有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对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间,斯蒂芬‧儒尔斯(Stephen Jurs)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上过“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和没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吸烟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他发现,对比组的吸烟和药物滥用人数或者是保持稳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都没有达到教育者预期的目标,其真实目的何在呢?这些课程的真实目的也是把孩子变坏。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新奇的课程内容会引导小孩寻求刺激、走向堕落;同时它们也会把学生变得麻木不仁,让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袭击、道德堕落等现象见怪不怪,对邪恶的容忍度无限制提高,这跟魔鬼用艺术表现暴力、色情、堕落的动机是一样的。

(4)淫秽的性教育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中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里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划,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 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 “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对此讨论话题,教程中建议了各种肉体接触和刺激欲望的方式。[41]对大多数心底还保留点传统伦理的人来说,很难区分这种课程到底是教育还是儿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广者“计划生育联盟”组织是美国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个国家有分会。该组织也是激进的“堕胎权”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国避孕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创立者玛格丽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憧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前去“朝拜”。她是“性爱自由”(乱性)运动的强烈拥护者,在首次发生婚外情之后,她感叹“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张女性拥有“成为未婚妈妈的权利”,甚至写信鼓励自己16岁的外孙女乱性,还说做爱“每天三次比较恰当”。她创立避孕立法组织正是基于自己淫荡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该组织推出的现代性教育教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邪灵主导的“性爱自由”理念的烙印。

《这完全正常!》是一本销量百万、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书用上百张全彩的裸体卡通图文并茂描述了自慰以及两性和同性之间的各种正常、非正常性行为的动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种避孕措施和堕胎。作者宣称“孩子有权知道”所有这些信息。[42]该书的主题是,各种性行为都是“完全正常”的选项,不做任何道德评判。

一本广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诉孩子,有些宗教认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非对错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上有两大类性教育课程,一类是前面叙述的主要性教育组织大力推动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类是节制欲望教育(不谈避孕话题),鼓励学生节制欲望,将性行为延迟到结婚。

不可否认,社会道德,尤其是性观念普遍变异;对神的信仰式微;媒体、互联网上色情资讯泛滥,无一不在拖着孩子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导教育界的情况下,大多数奉行“价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不愿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诫命作为根本来教育孩子是非对错。即使节制欲望教育也只能从未成年人生理心智发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怀孕对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贞洁对于未来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劝说,当然效果也会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的讨论都围绕“安全”这一主题,专注于降低少女怀孕、性传播疾病这两大指标。然而学校里公开教授少年儿童“性知识”本身必然导致和婚姻分离的“性”,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但即使这两大指标因此下降为零,就真的“安全”了吗?性观念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欧洲,确实通过“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怀孕率低于美国。有人对此高兴,有人对此忧虑。不论哪种结局,魔鬼都达到了败坏人类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教条在美国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所谓“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众而产生的自信和尊严感。但是美国学校倡导的自尊却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设计:以自尊为名降低难度》中描述了目前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分数,而不是关注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多少。为了迎合学生的分数要求,教师们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的难度,但这只会让不努力的学生更加不努力学习。作者的同事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学校如同子宫一样,是一个隔绝外界的所在,以便学生获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发展。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学生的“自我感觉”,只是照顾学生的情绪。[44]

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条混淆了原因和结果──自尊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感觉良好而成功,而是因为成功而感觉良好。

这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式教育的副产品,其后果是培养了大批具有“权利意识”的“受害者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轻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语言刻画出这种常见的心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没有人或事可以阻挡我。”[45]

美国教育以貌似充满温情与关爱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培养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只关心自我感觉而不考虑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轻一代,已经对社会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美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之内,联邦政府并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会和各州的事情。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于1979年。此后教育部的职权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教育部对教育政策的操纵权、教育经费的划拨等方面的权力都远超从前。曾经对教育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长、学区、州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联邦政府的官员,换句话说,家长和学区渐渐丧失了对教什么、怎么教的决定权。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是中性的;权力的拥有者可以运用权力做坏事,也可以运用权力做好事。单纯的权力集中不一定是坏事,还要考察拥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运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达到什么目标的。美国教育的权力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邪灵也千方百计地渗透进各级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面就会很大,并且少数清醒的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教育集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影响范围。很多人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精力、资源和勇气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对政策表示质疑,但手里没有拼图的其它部件,他们面对上级的时候除了唯唯听命,很难有所作为。[46]每个人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部分,他们不易看到自己的决策或者行为会给学生或者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当,邪灵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各个击破。

此外,教师学院、出版社、教育认证机构、教师认证机构等部门都对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魔鬼渗透的目标。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共产邪灵对工会的操纵和利用。美国的教师工会也成为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工会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把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业绩挂钩,而是成了奖励失败、保护不称职雇员的职业组织,让许许多多想要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成了牺牲品。

特蕾西‧贝利(Tracey Bailey)是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1993年获得总统颁发的年度国家教师奖。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说他很高兴他的工会成员获此殊荣。然而真相是贝利已经退出了工会。她相信大型的教师工会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关键原因,工会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她说,工会只是保持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奖励平庸和无能的系统的一根支柱。[47]

美国的主要教师工会资金充足、影响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中。教师工会成为阻碍教育系统内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碍。以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加州教师工会(CTA)为例,它有庞大的资金,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宪法中加入第174号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许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从而自由选择学校入学。结果CTA大力阻挠该提案。一家汉堡连锁速食店曾为174号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强迫学校解除与该公司的商业合同。[48]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社区或者国家统一养育。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悄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共产国家里,邪灵鼓动学生与资产阶级的父母断绝关系,或者用应试教育延长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减少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里,排除家庭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尽量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降低儿童入学年龄,不让学生把课本和学习材料拿回家,不鼓励学生把有争议的内容讲给家长听。

“澄清价值观”类课程离间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参加“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的家长反映说,“好像家长永远是被用负面的方式呈现的。故事有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父亲总是十分专横、过于严厉,总是不公正。”这些课程的潜台词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们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时由于法律规定,学生参加某些活动必须首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时学校往往用一些误导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让家长难知其详。如果家长抱怨,学校当局或学区有一整套办法拖延、推诿、敷衍,比如说家长不具备教育的专业知识、别的学区都在做同样的事、整个学区只有他们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长都没有时间和资源与学校或学区耗下去,而且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过几年长大也就离开这所学校了,家长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隐忍不发。况且孩子是学校的人质,家长不敢过分得罪学校当局,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当家长抗议学校的做法时,学校或者学区就给家长贴上“极端分子”、“捣乱者”、“宗教偏执狂”、“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标签。这样做可以吓阻其他家长,使他们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50]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前文引用过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国弱智化》一书开篇就指出,针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退一步进两步,必要时妥协,用间接方式达到目的等──引者注);渐进主义;语义欺骗,即重新定义语词蒙骗对方,使对方糊里糊涂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条件。

施拉芙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在《教室内的儿童虐待》一书序言中说,心理治疗式的课程使用了一种特殊术语,防止家长了解课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术语包括:行为调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阶批判式思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像“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个人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学生—老师交互式教学(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单独看来,有些概念不无道理,但联系语境考察使用这些术语的后果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抹黑传统教育,推进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实质,它们都属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谓“伊索式语言”、“奥威尔式语言”。解读这类语言的诀窍在于“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盖连表面都不太理解;“终身学习”就是掩饰眼下的学习不太成功,其余仿此。[52]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没有人敢叫它叛国》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都综合到一套教科书当中。这套书抛弃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理念和编纂方式,贬低美国英雄和美国宪法,反宗教、鼓吹对个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式控制。[53]

这套教材因为过于庞大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范围而没有受到各个学科专家的关注。很多年后,当公众认识到问题起而反对时,已经有500万学生学习了这套课本。现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civics)等变成一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

坚持原来的学科界限,使任何对教科书的修改都变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专家和家长的质疑和抵制。把原来的几个学科混杂在一起,新编的教材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专家难以对超出自己专业的内容进行判断,使教科书通过审核、被学区和社会接受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十几年、二十年后,也许会有人发现这套教科书背后的阴谋,开始发声的时候,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老师已经习惯于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经绝无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认识到教科书的严重缺陷,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社会大众听到,更不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过程。如果反对声音很大,正好趁机发起下一轮改革,进一步稀释传统内容,塞进左派观念,几轮改革下来,新一代学生已经离传统隔了好几个层次,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美国教科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说是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加快,但事实上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那么多不同的教科书、教科书还要不断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竞争,为了追逐利润,不让学生多年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没钱可赚,实际原因和学科重组的原因相似,都是为魔鬼变异教材提供便利条件。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从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像走马灯一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教育质量的提升。1981年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触发了《民族在危机中》这个报告的出台,也触发了教育的“重回基础”运动。为了改变美国的教育窘状,90年代之后的几届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缘木求鱼、抱薪救火,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54]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诚地想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常常事与愿违,很多这样的改革从效果上都推进了魔鬼的计划。正如魔鬼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魔鬼渗透的教育改革并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它的目标,事实上,每一次改革从设计之初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好为下一次“改革”提供借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层变异,直至彻底让人远离传统。这就是魔鬼“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传统的沦丧感到惋惜。不,当你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人们只会天真地问:“传统,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3. 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共产邪灵败坏教育的目标,在西方是通过进步主义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经过了几代人逐步达到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但邪灵利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当时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诱导中国人采用了激进的手段,在数十年间迅速割裂传统,让人摒弃传统价值,达到败坏教育、败坏人类的目的。

20世纪初, 当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开始腐蚀美国不久,他的中国弟子们也纷纷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锋。利用当时中国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坚炮利横扫、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善良愿望,魔鬼引诱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激烈否定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其实是一场文化破坏运动,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新文化运动”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在后期也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运动以中国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为借口,将中国的百年积弱归咎于传统“纲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张,将传统文化视作“旧文化”,将一切西方文化视作“新文化”,以“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批判传统信仰。这场运动成为随后更激烈的“五四”运动之先导,掀起了彻底颠覆传统伦理价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教育界,新文化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话文”运动。在胡适的提倡下,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话文。这样,一代人之后,多数中国人几乎读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等传统经典只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内容,与普通学生无缘,中国辉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摆设。

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安排了书面语言(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迁移,从而使口语不断发生变迁。但由于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使其保持大体上的连续不变。清代的学生依然可以读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这使中国文化传统藉文字而延续数千年不断。共产邪灵诱骗中国人从语言上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和口语合二为一的白话文也使其易于进一步掺杂变异语言,把中国人进一步推离传统。

中共建政前后的“扫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脑灌输,扫盲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的头几句话就充分体现“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主席万岁”、“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和渐进主义教育在儿童读物中掺入“海瑟有两个妈妈”等变异理念,方式上虽有鲜明的对比,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主动维护中共暴政,在互联网上谩骂攻击谈论普世价值的人;后一种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歧视”为由不允许发言者谈传统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大中学校园。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道德准则,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教授,要反复检讨、坦白,接受同事、学生的揭发、批判,连潜意识中隐藏的“反动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击”而是“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当然这比“敏感度培训”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羞辱和压力而选择自杀。[55]

随后,中共在大学里开展了“院系调整”,大量压缩、合并、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系,许多综合性大学只剩下苏联模式的理工科,因为若延续民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必然有独立的思想观点,这是中共暴政无法容忍的“威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过程在两三年之内完成,这和魔鬼在西方通过一代人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塞进大学,动作相反,速度差异很大,但效果却差相仿佛。

中共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经过30天时间,就编写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56]这充分实现了进步教育强调的以“学生中心”、“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法,学什么、怎样学都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目的很明确,就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实质是灌输反传统理念),放大学生自我中心主义,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础。其次,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学校都办工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师生大炼钢铁、开垦农田。连人民大学这样的纯社科大学都办了108个工厂。这名义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实际上是让学生啥也学不到。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被发动起来,砸碎一切和传统文化沾边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详见本书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于1966年6月13日下发大学招生改革的通知,实施“纠偏行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大量招收“工农兵”学生。文革中电影《决裂》反映了这种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够,但凭两手干农活磨出硬茧而获得入学资格。校长认为:“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者)身上!”当代西方就有教授发表论文表示数学考试会导致种族歧视(因为某些少数族裔的学生数学成绩比白人学生低)。[57]也有教授发表论文说,按照男生更高的数学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造成对女生的性别歧视。[58]凭硬茧上大学和将数学成绩低归罪为种族、性别歧视,都是魔鬼把学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从此“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大批学生在这种功利教育制度下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传统断绝的学生的头脑中,是非善恶完全按魔鬼的标准衡量。因此911恐怖袭击之后,大批学生欢呼;小学生宣称“长大要当贪官”;大学生卖淫、代孕成为各大学的新“风景线”。魔鬼已劫持了我们的下一代。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教育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是百年、千年大计。回顾百年来的美国教育,在共产邪灵的渗透和影响下,已经千疮百孔,家长、老师被限制得无法给予学生很好的教养,本应让学生们成才的学校成为放纵学生、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重要场所。学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各种恶习、乱象、反传统与反社会的风潮让全社会感到揪心。共产魔鬼正在吞噬人类的后代与未来。

出版于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列出的45个共产党的目标中关于教育的目标是:“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弱化课程;控制教师联合会;把党的路线写进教科书。”[59]放眼美国教育,这些目标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国家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大部分国家都以美国为楷模进行教育改革。美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教育,就等于改变了全世界的教育。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是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著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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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r/28/conversation-happiness-sum....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ough-teachers-get-good-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nside-a-public-school-social-justice-fac....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页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will-californias-leftist-k-12-curr....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from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dc.gov/docs/default-source/foy-implement....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on/commentary/when-sex-e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50366435/it-may-be-perfectly-normal-but-....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46] B. K. Eakman, Educat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Portland, Oregon: Halcyon House, 1991), 129.

[47] Sol Stern, “How Teachers Unions Handcuff Schools,”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199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how-teachers%E2%80%99-unions-handcuff-....

[48] Troy Senik, “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 How the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Betrayed the Schools and Crippled the State,”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2012,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worst-union-america-13470.html.

[49]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9.

[50] Samuel Blumenfeld and Alex Newman, 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 C.: WND Books, 2015), Chapter 14.

[51] Phillis Schlafly,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14.

[52] 参见Valerie Strauss, “A serious Rant about Education Jargon and How It Hurts Efforts to Improve School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5/11/11/a-serious....

[5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104-106.

[54] 比如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原因包括该标准塞进大量图解左派意识形态的所谓“知识性阅读材料(informational texts)”,很多文学作品包含露骨的色情描写,降低数学标准等。请参考:Duke Pesta, “Duke Pesta on Common Core – Six Years L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Rr6nBEnz4, Diane Ravitch, “The Common Core Costs Billions and Hurts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4/opinion/sunday/the-common-core-costs-....

[55] 这方面例子很多,可参见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网络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6.htm#2。

[56] 罗平汉,〈1958年的教育革命〉,《党史文苑》,第34期。

[57] Robert Gearty, “White Privilege Bolstered by Teaching Math,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Fox News, October 24,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10/24/white-privilege-bolstered-by-teachi....

[58] Toni Airaksinen, “Prof Complains about ‘Masculinization of Mathematics’,” Campus Reform, August 24, 2017, https://www.campusreform.org/?ID=9544.

[59]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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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蒂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没说真话”。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 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了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反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2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1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让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里,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的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纪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纪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俩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战高峰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俩没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结束时站起来大声咒骂警察。[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R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R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纪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地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的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 脱口秀、情景剧甚至纪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X”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中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形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掺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某著名杂志将小女孩的照片与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负面报导更高达91%。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二十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罕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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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6] 韩梅:〈英解密档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数:尸体堆积在地下通道〉,希望之声广播电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综述:创新机制强化培养 构建高素质宣传文化队伍〉,新华网,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rnold-beichman/pul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爱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页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624/majority-continue-distrust-media-per....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152/conservative-liberal-gap-continues-n....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06/just-7-percent-of-journalists-are-republicans-thats-far-less-than-even-a-decade-ago/?noredirect=on&utm_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2016_newspape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6/02/newt-gingrich-chinas-embrace-m....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99.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rts/media-assau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11.9.16-The-Impact-of-Media-Use-and-Screen-Time-on-Children-updat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EC-1995-09-19/html/CREC-1995-09-19-pt1-P....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节目“脱光”,参见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体例子可参见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6/07/paul-ryan-no-evi....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4061-trump-abc-should-have-....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06/22/the-crying....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s/nb/rich-noyes/2018/03/06/tv-vs-trump-2018-lots-russia-and-91-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institute/reports/monmo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542/americans-trust-mass-media-sinks-new....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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