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17) 視死如歸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視死如歸

政變當天,張學良前來見蔣介石。蔣介石質問他對兵變的態度,張謊稱事先不知情。蔣介石說:「爾既不知情,應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尚可收拾。」張卻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方能放人。蔣介石當即義正言辭譴責張的叛徒行為,要他「應即將余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張竟用「交人民公斷」威脅。蔣介石憤怒已極:「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蔣介石要張學良選擇:立即釋放或當場槍斃。張學良一時無所措手足。

「直至第三日,他(張學良)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

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如入虎穴狼窩,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還的機會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亂發生後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全體國民、妻子和兩個兒子分別寫下遺囑。他希望美齡對經國、緯國能視如己出,也要兒子們聽從孝順後母;並要子文向美齡傳話,千萬莫來西安。他告訴宋子文:「此時非迅速進兵,不能救國家脫離危險。」還向宋親示進兵方略,讓他轉告中央。蔣介石說:「吾人作事,應完全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將西安包圍,則余雖危亦安,即犧牲亦瞑目矣。」(《西安半月記》)

在對國民的遺囑中,蔣介石說:「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

面對蔣公視死如歸,中共黔驢技窮,張、楊騎虎難下,國軍討伐,如箭在弦。十六日,驚慌失措的張學良向蔣介石報告中央空軍對渭南、華縣等地要塞開始轟炸。蔣介石甚感安慰,日記云:「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

宋美齡不同意軍事解決西安事變,事變後第二天,她就委託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往西安面見張學良,尋求妥善解決的辦法。為了和平方案,美齡與部分國民黨高官意見相左,但很難阻止軍事行動。有人甚至責怪她是救夫心切、婦人之見。美齡不為所動,為爭取和平,救蔣介石領導抗戰,她決意親往西安,與夫君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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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妻子宋美齡合影(公有領域)

無論是蔣公的同盟還是政敵,大家都知道,沒有蔣介石,中國將陷入群龍無首的亂局,內戰蜂起,垂手得利的當然是日本。中共當時還遠未成氣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共也只能選擇當漢奸或亡國奴,絕無抗日的能力。宋美齡堅信蔣介石能夠渡過這一難。

蔣介石得到神的護佑,闖過死關:「吾夫言曰:『余雖屢囑君千萬勿來西安,然余深感無法相阻也。今晨余讀聖經,適閱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句,今君果來此。』我夫歷述被劫之經過,並稱在劫持中,決不作任何承諾,因要求我勿以簽訂某種文件相勸。余告之曰:『余本視國家福利重於吾夫之安全,幸勿慮我有強勸吾夫屈服之舉。』」(《宋美齡自述:西安事變回憶錄》)

蔣介石寧死也不妥協,「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她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她只願與我同生死。」(《蘇俄在中國》)

宋美齡到西安後,勸蔣介石「寧抗日勿死敵手」。宋氏兄妹代表蔣介石向張學良及中共作出了讓步,停止剿共,改編赤匪,納入國民革命軍,在蔣委員長統帥下,準備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後,自己負荊請罪,由西安飛往南京途中寫告別信,文中表示寧可自盡,而能讓別人的事情成功。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誠意救國,到現在反成為誤國。平生以信義自詡,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願見亡國之事,願自了,而使他事好了,並盼當國諸公良心上加以醒覺。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陳之矣。想介公聰慧過人,乞再察良言,良為三叩首矣。」

張學良叮囑家人部分概略轉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魯,救國有心,為事之計,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計。余隻身來京,期了去,以救國家身,勿日本帝國主義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願留求一身,而使事變,更生枝節,余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當負其責也,願張氏子孫為國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願世世勿忘,傳弟、妹、子、侄、女、甥、兒全體。」(《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蔣介石伉儷由張學良陪同登機離開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員長英雄凱旋,南京民眾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國上下萬眾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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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和宋美齡返回南京,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機。(公有領域)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拜西安事變之賜,赤匪得以甦生、發展而取得天下。」這是事實。從另一方面看,蔣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國不幸中之大幸。神護佑他闖過死關。在日本全面入侵時,以必死之氣概、超人之遠見,領導中國打贏了衛國戰爭。

張學良劫持領袖,兵變逼宮,實屬死罪。但他負荊請罪,自首歸案,對局勢已無大礙。他在東北易幟、中原大戰時的功勞,使蔣介石懷有惻隱之心,赦他不死。蔣介石厚待張學良,並吩咐張學良多讀書。

張學良日後悼蔣所書,兩人「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證道詞中說:「事變既平,叛首自知為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然余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一九三七)

共黨奸詐

根據前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林添貴譯)陳述,「周恩來從延安回報時,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蔣只是出言保證說會停止內戰。他擔心幾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這位大敵,現在已不受控要大舉迅速、殘酷的報復。周恩來說,蔣『可能不會食言』。他以調侃的口吻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會言出必行,雖然周認為這種品格是虛榮心。毛澤東想起自己從前也是這樣諷刺蔣的天真,毛認為,蔣就像阿Q一樣,對自己的美德和真誠以及中國的傳統充滿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這一點天真。共產黨表面上對委員長畢恭畢敬,但內心裡卻靜待時機。」

陶涵卻認為,「蔣介石的確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大可迅速調集大軍包圍延安。中共在陝北的三個紅軍兵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槍,而且他們沒有空軍。蔣氏統領大軍兩百零二萬九千人,其中三十萬人受德式訓練,有八萬人更是配備德製武器。此外,他擁有三百一十四架軍機,六百多名戰鬥機飛行員。甚且,斯諾說『他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證實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以民意而言,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

「但是,蔣介石果如周恩來預見,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共』。甚且,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中共部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產黨合作,才是恢復中國主權的道路。但是蔣介石執意要做,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

蔣介石因為相信中共黨員也是中國人,也會愛國,拿出誠意對待中共:

「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蘇俄在中國》)

「中共向全體黨員發布秘密公告,宣稱搞統一戰線只是策略,使黨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擴張勢力。蔣也看到這份公告,寫下:這顯示『共產黨的奸詐』,但是他並未公開宣揚這個觀點,繼續把中共當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棄削弱軍閥的努力,現在全神貫注到準備抗日。他需要全國團結以及蘇聯的軍援。」([美]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中共為示「守信」,停止新的沒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則不予歸還;停止反國民黨的宣傳;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斯諾觀察到,這些改變「並未影響中共的基本理論、方案或自主地位」。蔣氏對這一切全都心裡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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