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人戴天轉向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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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看到在香港發跡、九七後移居加拿大的「詩人」戴天回香港參加活動的照片,勾人」戴天回香港參加活動的照片,勾翻出 28 年前我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專欄上寫他的短文,我為那篇短文所下的題目是「詩人之瘋」。

     我之所以寫那篇短文,因為當時台灣親共作家陳映真去香港大學參加一個研討會,戴天從頭到尾「隨侍在側」,一同批國府、捧中共、罵美在側」,一同批國府、捧中共、罵美帝,相處甚歡。我在紐約看到香港報章的報導,頗有感觸,便寫了「詩人之瘋」的短文,不點名的批評戴天。

     我認識戴天是一九七四年在香港,那時候我在香港「星島日報」擔任「專題報導」的編輯主任,帶著幾個專題報導的記者從事採寫工作。

     有一天早上,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任劉國松打電話給我,約我晚上七時到九龍尖沙嘴的大上海餐館吃晚飯,他要宴請幾位從外地來港的藝文界朋友,請我作陪,我承諾準時趕到,沒有想到當天下午,香港中英邊界發生有數十名大陸青年男女偷渡而導致傷亡的新聞,我帶了幾個記者趕去九龍新界採訪,下午六時才回到報社發稿,到了晚上七時才下班,趕去「大上海」已經過了半個多小時,我向劉國松道歉說,採訪偷渡新聞延誤,不料坐在餐桌對面一個頭髮卷曲的中年男子,語帶諷刺的說:不要拿台灣的反共八股來報導這類新聞,香港人沒有興趣!

     我問劉國松此人是誰,劉國松才跟我介紹說,他是在美國駐港總領館做譯電訊工作的戴天,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是毛里求斯去台灣升學的僑生,經常在香港報上發表文章,我一聽此言,便想起在一份標榜中立的報紙上看過他的文章,依香港報界標準,他是中間偏左的文人。

     我很清楚,當年台灣各大學招收僑生,只有香港、澳門的僑生要考試,但入學分數標準有優待,而其他海外華人子弟,可以免試錄取。那麼戴天就是免費錄取的僑生。在我抵達之前,他已向戴天介紹我的經歷,知道我的立場,所以他才會以中立狀去諷刺我這個在台灣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當然很不高興,立即反唇相譏,指他不懂新聞,不要亂說話。不料他突然發飆辯駁,我氣憤之下把舉起的酒杯擲過去,嚇得他立即離席而去。從此結下樑子。因此到美國後看報見他陪陳映真在港遨遊便寫下「詩人之瘋」的短文挖苦他。

     上世紀九〇年間我回香港,由於「九七大限」接近,香港社會掀起一股投機潮,報章上的反共文章減少,有人告訴我,一份經濟性報紙有一個署名戴天寫的專欄立場反共,很受注意。經過查問才知八〇年還中間偏左的戴天竟變成反共義士,我還覺得很奇怪。瀕臨九七之前我再去香港,朋友告訴我,戴天已移民加拿大,不願意留在九七後的香港,至此我才知道戴天的確與從前不同,但我對他的印象仍然不好,原因是,我曾在香港女作家圓圓小姐寫的文章中看到戴天許多裝瘋賣傻的小故事,圓圓小姐在文章中說:某次她出席一個宴會,坐在戴天旁邊,她與戴天不熟,但戴天竟把她掛在椅背的皮包拿過去打開,看皮包放了些什麼東西,使她十分氣憤。

     圓圓小姐在文章中說:戴天大概自以為很有名氣,是香港知名文化人,因此喜歡在公眾場合故作幽默,喜笑怒罵,不知道尊重別人,十分討厭。

     我與戴天有過同席吃飯的體會,對圓圓小姐的感受很同情,因此對戴天仍然反感。現在我把寫的那篇短文附錄在本文之後。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