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香港知名文化人羅孚的往事

曾經是中共派駐香港從事文化統戰的共產黨人羅孚,五月三日在香港病逝,享年九十三歲。香港傳媒除了惋惜之外,也為他為中共在香港「為虎作倀」的言行有頗多微言,但都為他晚年覺悟表示欣賞。

羅孚曾經說:「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這是羅孚被中共以美國間諜罪名判刑十年後返回香港,他從此擺脫中共。九七來臨之前,曾為了避共而逃去加拿大,後因香港保持五十年不變,再返回香港,與子女團聚,直到不久前去世,結束了他誤入歧途的生涯。

我與羅孚曾經在一九七四年在香港的報紙上有過一場筆戰,他在他主持的「新晚報」上以專欄對我攻擊,指我是國民黨派到香港在文化界毒化香港下一代的文化打手,我則在「星島晚報」上以好幾個版面的專題回擊,並揭穿他為虎作倀的種種卑劣言行,是典型的紅色文化特務。

七十年代,香港紅潮氾濫,左傾是最流行的表現,羅孚週旋在左右兩派文化人中討巧逢源,由於他姿態柔軟,表現溫和,與一般共幹豎眉瞪眼,頤指氣使不同,因此右派文人接受他,投機左傾份子歡迎他,甚至與國民黨關係深厚的反共文人徐復觀,也與他來往頻繁,並建立通家之好的友誼。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一日,我從台北到香港,擔任聯合報駐港特派員。抵港後,應星島老闆胡仙小姐之邀培訓十多名新進記者,並主持「星島晚報」專題版,同時還在香港兩家大專院校新聞系任教。

一九七三年,越戰正酣,美國影星珍芳達標新立異,居然跑去河內支持越共與美國對抗,並在越共紅旗下坐上高射炮座大罵美國侵略北越,殺害平民,這種反常的親共表現,遭到美國傳媒攻擊,我在香港也很不以為然,於是闢出一個專題版面,把珍芳達種種敗行揭露,並指她的左傾不僅叛國,而且犯罪,目的是為自己新拍的影片宣傳。

批判珍芳達的文章刊出後,讀者反應熱烈,紛紛來信讚好,沒有想到主持 「新晚報」的羅孚跳出來,在他的專欄上對我點名攻擊,說我是台灣國民黨派到海外的文化特務,不但在「星島晚報」上放毒,影響讀者,還在大專院校毒化青年,他要向香港政治部檢舉我,把我驅逐出境。羅孚在他的專欄上罵了我幾天,說我不應該對一個有良心的美國影星菲薄,醜化,要知道珍芳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情者,罵她是一種極端反革命的行為,反動,對羅孚的攻擊,我當然不甘緘默,於是在「星島晚報」上還擊,直指羅孚是中共爪牙,是真正的「文化特務」與「御用文人」,然後請當時在邵氏影業公司宣傳部當經理的鄭炳森先生( 筆名老沙)替我寫了一篇描寫珍芳達賣弄性感出名的情色作為。並配上她在「太空英雌」影片中的暴露照片,放在標題上,在珍芳達胯下做了一個標題「左仔羅孚的聖母-珍芳達」。我一連串還擊,使羅孚的筆戰打不下去,於是他向認識我的朋友說,不想與我計較,又說我仗著「星島晚報」的影響力假公濟私,對他人身攻擊。

那些年月「星島晚報」是香港最暢銷的報紙,「新晚報」在後緊跟,讀者形容,那是新聞界的左右比拚,那時候在香港影壇當紅的名導演胡金銓透過我上司吳嘉棠介紹,特別到「星島晚報」找我傾談。並勸我不要再罵羅孚,他告訴我,羅孚是一個溫文爾雅,和藹可親的文化人,是一個最沒有共幹嘴臉的共幹,他願意居中調節,請我們吃一頓飯,杯酒釋嫌,彼此做個朋友也很不錯!

胡金銓導演還告訴我,當年在台北大華晚報與我同事的前輩作家蕭桐到香港後投靠羅孚,得到羅孚照顧成為好友,甚至國民黨官出身的政論家徐復觀先生更是他莫逆之交。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做翻譯的作家戴天,在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書的劉國松更與他常有來往,交情不淺。

我告訴胡金銓導演,我對中共毫無幻想,對親共左傾的藝文界人士從無好感,因此對羅孚看法不會改變,對戴天、蕭桐等人也沒有興趣。因此我拒絕了胡大導演這個「魯仲魯」的好意,不與羅孚有任何接觸,只是筆戰到此為止。

後來幾年,我在星島報系工作的同事──名作家萬人傑( 陳子雋)告訴我有關羅孚在香港的很多往事。他說,香港六七年發生的左派暴動,羅孚是鼓吹者,也是操縱者,香港商業廣播台的節目主持人林彬,因在節目中痛罵禍亂香港的左傾份子無恥,是一群「污糟辣塌」的敗類,被左傾暴徒暗殺,他們用汽油把他及弟弟活活燒死在一輛敞篷車內。慘案發生後,羅孚在他主持的新晚報上,以頭條位置刊登一則重要新聞,下了這樣一串紅色大字標題:「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新聞內容羅列了林彬「死有餘辜」的罪狀。這就是羅孚「為虎作倀」表現最突出的一次,也是最冷血的一次。不過話說回頭,羅孚是一個絕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在文革期間,歌頌毛江,把毛的語錄「紅寶書」高舉胸前,早請示,晚匯報,每天見報的新聞都是中共要他發表宣傳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消息。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忠於共產黨的羅孚,一九八二年毛江死後六年到北京,被中共拘捕,控告他的罪名是「美國間諜」,最後判了他十年徒刑。

這讓我想起一段往事,那時在香港一次朋友聚會時,有人說道羅孚不久前賣出一個明朝青花瓷碟給美國人,賺了十萬美元。對我來說,那是天文數字,他被中共指控他收了美國人好處洩露情資,大概也是如此。

因為,那時候美國蒐集中共大陸資料無微不至,上至國家會議紀錄,幹部陞遷內情,下至證件、書報、期刊,甚至電話簿、糧票、布證,美國總領事館根據這些所謂情資定下價碼,從數十元到數萬元不等,許多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青年男女都知道這些價碼,他們把糧票、布證、書報、雜誌捆綁在身上。游水偷渡抵港,把這些東西送去美國領事館,都可以拿到一筆可觀的報酬。

此刻在香港信報專寫反共文章的戴天,人在美國總領事館工作,與羅孚友好,因此羅孚被中共拘捕判刑,我就想到戴天此人,他應該很清楚羅孚是不是把美國人需要中共機密交給美國總領事館,而那時候的中共政權,把大陸一切事物當成國家機密,甚至一般人的薪酬也不能讓美帝知道,因為「美帝」可從薪資高低推算出他們的政經狀況。

年前去香港,在彌敦道中共國營的商務書館買了一本羅孚兒子羅海雷寫的書:「我的父親羅孚」,書內談到他們兄弟姐妹到英國留學的費用是羅孚把他珍藏的名畫出售籌措,來源清楚,絕不會有非法之處,只是,他沒有寫出賣給什麼人?賣了多少錢?綜觀羅孚一生,他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黨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叫他罵誰他就罵誰,而這個「黨」就是掌權的領導, 以前是毛江,後來是劉周,再後來有江朱,直到他被「黨母親」懲罰才親斷義絕。當羅孚被中共拘捕、扣押、假釋在北京十年間,香港文化界為之震動,又不少人為他呼冤,為他抱不平,也有人歷數他種種親共言行不當,一些比較中立而寬容的人則發表談話,呼籲香港文化界人不要再打落水狗,應該對他抱同情的態度。那時我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有一個叫「金山客語」的專欄,由於對羅孚的言行太瞭解,對他的作為也有很深的認識,因此我寫了一篇短文說:「這種落水狗非打不可」,我的理由是:對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來的罪惡他都知道,且參與其中,中共翻目整他完全是他意料中的事,不值得同情!

香港九七落入中共掌中,是當年羅孚為首的左傾份子朝思暮想的大事,尤回憶六七年暴動,他們叫得最多的口號是:「收回港澳、解放台灣」,羅孚甚至從口頭到文字強調「不到赤柱非好漢」!赤柱是港英時代的監獄,把香港監獄對比大陸的監獄,香港好得太多,既然香港的監獄不怕進去,大陸監獄不應拒絕。可是九七香港「回歸」之前,羅孚有如「驚弓之鳥」,選擇離開去加拿大避難,直到中共為了統戰台灣而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政策,他才返回香港直到 去世,這證明了他對中共政權完全失去信心,徹底背叛了他忠心耿耿追隨了幾十年共產黨政權。

但是,羅孚也有他的思想局限,回憶他回到香港不久,台灣有台獨傾向的李登輝當權,當時李登輝叫出「兩國論」觸怒中共,在眾口責備李登輝之際,羅孚在香港反共雜誌上寫了一篇反台獨的文章,他質問李登輝:搞台灣獨立,有沒有得到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同意?我看了這篇文章,覺得羅孚所說與中共的口吻太接近,於是立即寫了篇文稿寄去「爭鳴」雜誌質問羅孚:你當年被判十年徒刑,是不是十三億人民同意?我告訴他,中共動輒祭起十三億人民來整人害人,其實被害的才是真正的人民。中共是禍害人民罪魁禍首。

羅孚去世後,新聞報導中有人提到,羅孚主持「新晚報」時,請查良鏞、陳文統兩人在他的「新晚報」上寫武俠小說,這就是金庸、梁羽生成名的原因。金庸甚至因此而致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查、陳兩人的父親,都是被中共奪權盤據中國大陸後殺害,羅孚能夠用一點稿費就令金庸、梁羽生忘記殺父之仇,金庸最後不但去求見鄧小平,並在明報上吹捧鄧小平與共產黨,某次在浙江大學向學新聞的青年學生發表演講,希望他們將來出來做新聞記者,要像解放軍一樣聽黨的話,為黨的革命事業奮鬥終身,他甚至指出,西方國家所說的新聞自由全是假話,那只是報老闆的自由。

金庸武俠小樹寫得好,但對共產黨討好的言論卻令人十分驚訝,當中共為他父親平反,他還寫信給中共黨中央,對黨的寬大感激,並說他們查家對中共的恩惠「存歿均感」金庸之所以有此表現,應該是羅孚調教之功。

而筆名梁羽生的陳文統比較超然,香港九七「回歸」前,陳文統立即離開去加拿大定居,最後在加拿大去世,終生沒有在五星旗生活,以行動表達他對中共的棄絕。

當然,羅孚在大陸隔離十年後返回香港,次年在香港的雜誌上撰文認錯,承認他當年為極左宣傳,蠱惑人心,起了欺騙作用,公開表示歉意和懺悔,並說:「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不原諒自己。」羅孚懺悔的說話,應該是所有禍國殃民的共產黨人都應該說的話,不應該只有羅孚一個人這樣說!從這個角度看,羅孚還是一個值得我們敬仰推崇的文化人,並確定他是一個良知未泯的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