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聯合報老同事的下場

 

上個月去臺北,在鬧區截了一輛計程車回旅館,計程車司機看去年紀不大,但態度謙和。我問他:開計程車之前做甚麼行業。他告訴我,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又問他在哪一家報社做事,他說他在聯合報擔任採訪工作。

我以不置信的口吻再問他採訪甚麼新聞,他說警政新聞,我問他聯合報社一些老人的下落,他都說得很正確,問到警政界一些新舊人物交替,他都說的很實在,這對我這個在聯合報採訪過警政新聞的老人來說是相當震撼的事。

我不是認為做過記者不可以做計程車司機,在我記憶中,聯合報待遇一向不錯,員工生活都過得很安定,怎麼會離開報社工作崗位後做一份這樣辛苦的事。

我繼續問他,為甚麼離開聯合報,他說,聯合報入不敷支,大幅裁員,他就是被裁的一群人中的一個。離開報社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想想採訪工作中對臺北道路還算熟悉,於是把積蓄買了一部計程車,每天開十二個小時,掙錢養家活口,生活還算過得去!

我不好意思說出自己是聯合報已退休的老人,也不便向他要電話號碼,但這件事令我耿耿於懷,念念不忘。想不到當年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信誓旦旦說,要使他的員工生活無憂,因此他付出的薪金超過其他報紙,又說聯合報的員工不會為生活而轉行,王老闆去世幾年之後,聯合報的員工竟要捨棄記者職業去做這樣的苦差來維持生活。

其實有能力開計程車的聯合報記者還算很幸運,有些離職退休的聯合報員工,離開報社之後由於退休金少得可憐,有不少人潦倒到兩餐不繼,居無定所。即使報系在北美開辦的世界日報的員工,也有不少窮途潦倒,生活艱困,他們過去三十幾年來至少有大半時間為這份掙大錢的報紙工作,世界日報之有今日,他們不但有苦勞,也有功勞,但世界日報的果實,卻讓少數人啃吃,創辦時的負責人馬克任除了踞高位,領厚酬,還享受到報紙成功後的一切名譽與光環,甚至在臺北的國府當局也給他超額的捧擡與賞賜,直到去世還備極哀榮。

另外一個與馬克任地位相當的是王惕吾的第二女婿李厚維,他利用世界日報的資源為自己牟利,身家豐厚,除了享受終身俸祿之外,還擁有大量房產,就我所知,此刻在紐約市華人聚居的法拉盛,有一座四層樓高商業樓宇,樓下三層租給世界日報,月租將近兩萬元,此外,他在紐約州還擁有一個七十畝地的渡假村,收入也相當可觀。

李厚維的妻子王友蘭是王惕吾次女,多年前因肺癌去世,李厚維為了維持他在世界日報的利益,沒有再婚,但與一舊識女子同居生了一個兒子。

世界日報是目前聯合報業最賺錢的報紙,甚至貼補此刻在臺北虧損的聯合報,但世界日報的離職或退休員工也有很多生活潦倒。

美國雖有良好的勞工保障法律,但這些終生為報社工作的人,雖被不公平對待,但基於賓主舊情,不忍走上訴訟之途。這種古老傳統的想法,助長了既得利益者的氣焰,相反振振有詞自詡無比英明。

我是聯合報的老人,一九六零年當聯合報從中山堂對面遷入康定路二十六號的六層大樓時進入這份報紙擔任採訪工作,對聯合報的崛起不但清楚,而且有過相當明顯的貢獻。

記得六零到七零年代的聯合報崛起,靠的是社會新聞編採突出,所有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專門負責當時社會上的重大新聞的採寫,全省各地發生重大災難新聞,犯罪新聞,固定由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負責,甚至體育、娛樂、經濟、政治新聞如涉及重大法律責任也由社會新聞小組人員出動,因此,社會新聞自成一個小組,人數是整個採訪組的一半以上,並設一個新聞聯絡中心,派專人守候接聽電話,記者每天下午三時到報社聚集開會,分配工作,策劃採訪,然後分乘採訪組專用的兩輛採訪車出發,如無突發新聞,就各自去法院、警務處、刑警大隊,臺北市警察總局及臺北市警察十個分局,按分配的範圍去這些部門挖掘新聞,直到取得各轄區內發生的種種案件記錄才分別回家吃晚飯,晚飯後八時再回到編輯部發稿,晚上十時後三版的主編上班,才決定版面分配與新聞的輕重。如遇重大新聞則向總編輯報備,必要時把重大社會新聞放在第一版或第二版頭條。

在聯合報出版的懷舊文集中看了一篇由記者王景弘執筆所寫的回憶文章,記述他當年如何化解一則疑似謀殺新聞的經過?他把這則新聞當作是他自己採寫,然後自述化解的經過,內容很曲折,但卻與事實不符,可能他年紀大了,記憶出現誤差所致。

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七日,甫獲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老牌影星葛香亭的十二歲小女兒葛小玲失蹤,他懷疑是他們的勤務兵曾小紅把她拐走殺害,葛香亭與他兒子葛小寶都是影壇明星,向憲警報案後,警方人員十分重視,立即由臺灣省刑警大隊與憲兵隊組成專案小組偵辦,疑犯曾小紅被拘,我採訪刑警大隊新聞,從警方司機及辦案人員口中知道案情已經是晚上十二時,我立即伏案寫了一條千字的新聞放在第三版頭條地位。

通常記者在十二時三十分截稿之前交出稿件,就算工作完畢可以下班回家,但我們社會小組的召集人員孫建中負責認真,認為應該繼續追查結果,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於是我在午夜之後偕孫建中乘採訪車到臺北市大龍峒大同街軍眷區的誌雲新村察看,因為葛香亭是軍職人員,就住在誌雲新村內,葛家人告訴我,曾小紅已被警方押走,帶去他所供說的殺人現場,我與孫立即驅車去現場,那是一片稻田。
火車從該稻田河上通過,我們停車走過去,但見憲警人員押住曾小紅問他殺害葛小玲後棄屍在何處,曾小紅神情恍惚的指著鐵路下的基隆河說屍體就丟在水裡,我們看此情景,確定是重要命案,立即驅車到轄區的警察第三分局再求證,但因時間已過午夜找不到人問,半個小時後又再驅車去當地的大龍峒派出所,派出所門口坐的值班警員與我認識,我走近問他,葛小玲的屍體有沒有撈上來,警員說:葛小玲根本沒有死!我一聽此消息猶如五雷轟頂,警員再說:第九分局在第九水門找到迷失的葛小玲,立即把她送去警察總局的女警隊保護,聽完警員的話後,我轉身出去大叫:她不死我們就死定了。警員聽我這樣說,一面孔詫異的看著我,我看看腕錶,已經是午夜三時左右,我向坐在車內的孫建中報告,然後跑去派出所門口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回報社的印刷工廠叫領班立即停止印報紙,但對方告知已經印了一半,我說情況緊急不能再印,等我回報社再說。接著我叫司機把我與孫帶到警察總局,到了警察總局我連跑帶跳衝上二樓,但見一大堆人在女警辦公室門口,葛香亭與葛小寶都在,葛香亭蹲下來抱著一個小女孩,我上前問葛香亭這是不是失蹤的葛小玲,葛香亭高興說,我們找到她了,沒有意外。

這時我立即跑到門外把情況告訴孫建中,然後再打電話給已經下班回家的總編輯馬克任,把實情告訴他,馬聽了也很緊張,叫我們立即去接他回編輯部,這時報紙已經印好,放在桌上,三版頭條新聞就是葛小玲被殺害的命案,大字標題寫著“大同街驚傳命案,葛香亭痛失掌珠",馬克任立即到排字坊請拼版的杜浩明先生把頭條新聞打一個小樣出來,然後在排字房內修改內容,標題則改為:最佳影星,真實鬧劇,大同街誤傳命案,葛香亭一場虛驚,十二歲掌珠,失而復得。

然後再仔細修改內容,忙了半個小時,再上版開印,馬並下令把所有印好的幾萬份報紙,密封留在倉庫內。並電告發行組負責人放棄空運,以專車把印好的報紙送去中南部,最後才印在臺北市發行的報紙。這一番折騰下來報社損失金錢好超過十萬元,但卻挽回報導不實的顏面。

王景弘在當時整則新聞中做的只是協助查證的工作,從採寫到深入調查都是我與孫建中負責,但整件事給參與工作的人都留下難忘的回憶,沒有想到這竟是王景弘認為最曲折離奇的體驗,由此可見,社會新聞才是真正新聞記者工作的主流,儘管後來王景弘採訪政治新聞,國際新聞,並成為聯合報業派駐華府的特派員,甚至被老闆視為主持編務的接班人,但卻再也體會不到採訪社會新聞帶來的刺激與難忘回憶。

但從事報業的所謂高層人士,卻經常把從無採訪體驗也沒有編採歷練的政治新聞記者當作後繼的掌權者,讓他們居高臨下去處理新聞,這就是聯合報與臺北其他報社不堪蘋果日報一擊而垮敗的主要原因。如果今後不肯改轅易轍,報紙遲早被淘汰關門。

此刻王景弘已經退休,但在撰寫回憶文字時對栽培他,重用他的聯合報老闆與高層人士嘖有煩言,甚至詛咒當時的政府,並說那是侵佔臺灣的外來政權,這就是採訪政治新聞記者的傳統與必然的反應,並不奇怪!◇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