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張作錦與他的萬言書

我曾經在若干文字中提到張作錦早年寫萬言書給報老闆得以絕處逢生混到今日終生靠聯合報系吃香喝辣的局面,總覺得意猶未盡,我認為我應該把來龍去脈寫出來,讓聯合報的讀者,及在聯合報業做事的下一代新聞工作者知道,正派辦報固然重要,正派做記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大約在六〇年,軍中政工幹校畢業的張作錦從台灣的「軍聞社」退下來,脫了軍服,變成普通老百姓,然後轉去政治大學讀了二年書,經過軍中得力人士王昇介紹,進入聯合報工作,被聯合報地方通訊組指派他去高雄做通訊記者。高雄是台北聯合報在南部最重要的據點,設有分社,負責人是聯合報採訪台北市政新聞的記者陳啟福,他以特派員身份主持分社社務,張作錦在他手下工作,被指派採訪高雄港務局,每天必到港務局找新聞資料。

六十年代的聯合報,由於「社會新聞」的採寫凌駕各報,銷路急速上昇,讀者遇到台灣發生重大事件,必捨各報閱讀聯合報,因為聯合報為他們提供翔實內容與許多外界不知道的獨家內幕資料。當年台灣南部的政府機構,沿襲日治時代許多陋習,政府當局為了討好新聞界,特別在每年預算中撥出一筆錢當作「政令宣傳費」,分配給採訪政府新聞的記者,稱之為「車馬費」,記者只需蓋上分社印章,就可無償領取花用,當作合法收入的一部份。

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先生,自從報社的業務蓬勃發展,收入增加之際,員工的薪資也就水漲船高,與所有其他公私營的報紙比較,聯合報待遇最好。既然員工的薪資與福利不錯,王惕吾先生也就訂下規章,不准員工利用職權收取不法利益,採訪記者嚴禁收受賄賂處理新聞,不可領取新聞對象給付金錢,如有違背,輕則懲戒,重則開除。因此,高雄港務局發給各報採訪記者的「政令宣傳費」,聯合報駐高雄分社負責人陳啟福規定,不准採訪港務局的記者領取。多年累積下來,聯合報可以領取「政令宣傳費」金額已有相當高的數額。張作錦被分派採訪高雄港務局後,有人告訴他,有這樣一筆錢待領,但要取得分社印章簽蓋才可以把錢領走。

張作錦為了想領那筆錢,回到分社,趁陳啟福不注意,把分社印章盜去,拿到港務局蓋章把那筆錢領下來。

此後每年港務局的「政令宣傳費」,張作錦未經分社負責人的同意,私下把印章拿去簽蓋把錢領走
花用,最後當然被分社負責人陳啟福發現,質問張作錦,張起初不承認,陳啟福親自去港務局查核,確定是張把分社印章偷去簽蓋領取。這種行為違反了聯合報規章,非同小可。立即打報告回台北,經由通訊組轉給王老闆,詳述案情,報社當局立即指派通訊組主任兼地方版主編劉潔先生負責調查此事,如果屬實,就立即處置,不可因循苟且,影響報譽。

劉潔先生為此南下高雄,先與陳啟福見面,了解大致情況,然後通知張作錦到他所住的旅館解釋,事後劉潔說,張作錦進入他房間,立即跪下承認確有此事,原因是他因肺病,身體不佳,需要營業,而薪資只夠維持家庭生活,為了吃營業品,所以領用那筆「政令宣傳費」,希望劉潔先生同情他的處境,在老闆面前說幾句好話。劉潔先生是聯合報的老好人,調查完畢返回台北,立即據實向老闆報告,但加上幾句美言,他向老闆說,張的行為雖不當,但其情可憫,何況他在工作崗位上表現不錯,新聞報導寫得好,頗有文才,可以挽留此人,不妨先調他回台北總社「留社察看」,如果堪用,可以調他採訪其他路線新聞,如果不知悔改,再開除不遲。
老闆同意劉潔先生的要求,立即

通知張作錦北上到總社報到,命他每天上班時間留在報社編輯部等候總編輯監管指派工作。當時報社內已有另一個從台南調回「留社察看」的台南特派記者張輝(政大新聞系畢業),他因另外問題調回台北。張輝在總社編輯部每天坐冷板凳,滿腹幽怨,對所有冷落他的高層人士十分不滿,一度計劃對他們採取激烈手段,後來忍無可忍,辭職求去,從此不知下落。但張作錦不同,他在坐冷板凳時冷眼旁觀,每逢編採會議,細心揣摩老闆的訓話,琢磨高層編採人士的心態,於是利用坐冷板凳的時候,埋頭寫萬言書,他從新聞學書籍中找若干美國新聞學者的談話作為理論基礎,寫出一個改進新聞,拓展報業的計劃書,內容是勸諭老闆不要陶醉在台灣第一大報的成就中,不要以為報社賺錢,銷路領先就是有成就,殊不知,美國銷路最大的報紙,不是銷路第一,賺錢最多的報紙,而是新聞精選,立論有據,權威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他們一言九鼎,備受朝野重視。並具有改變歷史的能量。他們的銷路不多,但是影響力大,故新聞學者形容他是「質報」,而銷量大,賺錢多的報紙被稱為「量報」,並被新聞學者譏為「小報」。聯合報當時的情況,只是「量報」與「小報」的規模,不夠權威,沒有地位。

外面說聯合報靠「社會新聞」起家,對報業經營者而言,是一個不光彩的形容,而改革的方法是加強政治新聞報導,提高言論層次,政治新聞之所以被稱為「要聞」,就是「重要新聞」,「社會新聞」只有低下層的人有興趣,雖有人看,但沒有地位。

那時候聯合報最受歡的就是第三版「社會新聞」,原因除了內容外,標題及版面安排突出,編三版的主編王潛石,每晚在編輯桌上絞盡腦汁做出膾炙人口的標題,把內容精彩的新聞放在版面上,力求突出,大受讀者歡迎,尤其是發生重大新聞時,讀者甚至把王潛石的標題朗誦流傳,可見受歡迎的程度。聯合報的「社會新聞」之所以突出,是由於社會新聞組記者鍥而不捨的追蹤採訪,然後以巧妙的文筆呈現在版面上,再加上編輯畫龍點睛的生動標題,吸引讀者,使報紙銷路急劇上昇,那些年月,每每遇到重大刑事案件發生,聯合報的社會記者便立即跟進採訪,不眠不休的追蹤辦案的警察人員,直到水落石出才罷休。經過這段連續深入報導的時日,聯合報發行組的人,綜合全省各地報份上昇的紀錄,說出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證明一件重大新聞結束後,報紙上昇在一萬到兩萬份之間,最精彩的表現是六〇年代轟動一時的「琉公圳分屍案」及七〇年代的「八七水災」新聞,聯合報就靠這兩件重大新聞奠定了台灣銷路第一的報紙地位。有關這些表現,全被張作錦寫給老闆的萬言書所否定,更被後來寫聯合報歷史的「御用記者」所掩蓋,於是聯合報開始走下坡。但張作錦卻因寫萬言書給老闆而免去「留社察看」的處罰,並被老闆賞識昇為採訪政治新聞記者,為聯合報今日的沒落埋下伏筆。

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先生重視張作錦,除了萬言書之外,還有就是採訪政治新聞,結交黨政關係,他可以為老闆拉攏黨政要人,也可為老闆競選中央黨部的中常委拉票,那是台灣在蔣氏威權統治下的常態,政治新聞沒有競爭,也不容許競爭,採訪政治新聞根本無用武之地。記者只可根據政府公佈的新聞公告發揮才會安全無虞。如果不小心觸犯官威,報紙可能面臨關門的危機。以張作錦的聰明,當然懂得拿捏分寸,投官方所好撰文稿,利用官方關係為老闆做公共關係。今日台灣銷路最大,賺錢最多的「蘋果日報」就是走當年聯合報崛起的路線,只是處理新聞比當年聯合報更誇張,記者採訪比當年聯合報更積極,新聞內容比過去更渲染,版面處理更張狂,因此它只花了一年時間就成為台灣「銷路第一」的大報,每份報紙的零售價十五元,比聯合、中時、自由時報貴五元,而銷路仍然上昇,廣告蜂擁而至,報老闆因此賺了大錢,弄得其他報紙出現酸葡萄式的反應。情形就如當年每況愈下的國民黨辦報紙--「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對聯合報的嫉妒一樣,他們罵聯合報不擇手段搶新聞,誇張導致社會動亂的「社會新聞」,是靠黃色新聞起家的「量報」,他們銷路雖走下坡路,但卻是權威的被政府重視的「質報」,最後中央日報這份「質報」還是因無法維持走入歷史。看來,聯合報在張作錦效應下,最後的下場必然像「中央日報」一樣。

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先生已經去世,回想王惕吾先生在世時對「社會新聞」的重視,與對社會新聞記者的優遇,以及他對報紙發展的英明決策,再對比今日他的繼承人,發現聯合報已無回生的機會,尤其是張作錦此刻吹捧中共政權在大陸的獨裁統治,否定台灣言論自由對政府監督的功能,將會遭到民智已開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唾棄,假如聯合報繼承人不察,照著張作錦的路線走,不但聯合報會被拖垮,甚至危及台灣的安全。有一天如果台灣被中共侵佔,可能會因張作錦在報上發表稱讚中共成就,否定西方式民主及台灣言論自由的文字而對張作錦另眼相看,就如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賞識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一樣,給他加官進爵,讓他分享台灣「解放的果實」。

目前最可惜的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不論張作錦在文字上對中共如何曲意承歡,如何百般討好,即使中共此刻「解放」台灣,他也不會再有機會,畢竟此刻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