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回聯合報舊址 憶王惕吾精神

今年8 月去台北,與已退休的老同事重遊當年的西門鬧區,穿過已無當年盛況的西門町,到達中興大橋畔,右轉竟然步入康定路,遙望聯合報舊址的五層大樓仍在。但已殘舊落索,巴士總站遷走,攤販歇業,現場一片凋零,那就是聯合報崛起的地方-康定路26 號。

站在舊樓前面,老同事與我佇立在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仰望舊樓,思潮起伏,悲從中來,既感歎自己落拓身世,也為聯合報今日的末落而哀戚,不到五十年,當年的鼎盛已悄然逝去,繁景不再,我與老同事均有無限感慨。

遙想當年,聯合報從中山堂對面的一座三層小樓搬到康定路現址,樓下兩層是新裝修的印報工廠及業務部門與門市部,三樓是排字房,四樓是編採部門,資料室,五樓是大禮堂,與發行人王惕吾,范鶴言,林頂立的辦公室。

發生在康定路26 號的種種往事,對我來說,仍歷歷在目,那年頭,採訪主任馬克任意氣風發,原因是國民黨辦的三份報紙,不論編採,發行,廣告業務均被崛起的聯合報打下去,聯合報在馬主任領軍下,十六名採訪記者,士氣如虹,戰無不勝,尤其是當年轟動一時的瑠公圳分屍案新聞報導,聯合報密集跟蹤採訪,使報紙零售銷路節節高昇,報紙訂戶不斷跟進,暴增的發行量,導致廣告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聯合報邁入日進斗金的階段,員工收入也隨業績上攀。

康定路26 號舊樓頂上正面,有紅色霓虹燈製作的「聯合報」三個大字,記得每當通宵達旦採訪工作結束,乘採訪車返回報社時,領頭的孫建中先生向同車的記者們說,「我們要以獨家新聞把這三個字磨亮,創造台灣報業的奇蹟。」

這是當年採訪社會新聞記者的拚搏的最大目標,也是每一個社會新聞記者的心願,今日,孫建中先生已接近九十高齡,垂垂老矣,正孤寂的住在桃園龜生的長庚養老村,他的老伴則因老人病而行動不便,他獨生兒子孫禹正計劃把他們接回美國,以便就近照顧。而其他追隨孫建中老同事亦已老陳凋謝,既有遠去,也有近逝,絕大多數潦倒江湖,衣食不週。當年,他們為擦亮「聯合報」招牌所作出的努力,不但沒有享受到報社成功的果實,相反後繼者把他們視為影響「聯合報」發展的障礙。

聯合報在康定路26 號的大樓,是採訪社會新聞的全盛時期,也是聯合報步向巔峰階段,而三份國民黨辦報紙正日走下坡,政府當局目睹民營的聯合報迅速崛起。「徵信新聞報」則亦步亦趨,兩份民營報佔去廣告市場大半,黨營報紙因廣告收入銳減而難以支撐,讀者以掏錢賣報當作投票,證明了不受限制的民營報紙是讀者歡迎的報紙,而黨辦報紙漸漸被讀者漠視。

當時國民黨經營三份報紙是「中央日報」,「新生報」,「中華日報」,他們的新聞處理方式是:凡黨政新聞均被視為「要聞」,總統發表文告,政府宣揚政策,政府官員致辭活動,必需放在第一版頭條,其他社區新聞,災難新聞,犯罪新聞則淡化處理,最好不要刊登,為了證明台灣社會和諧、穩定、平靜,犯罪新聞甚至必需捨棄。

民營報紙雖也受黨報影響,把黨政新聞稱為「要聞」,在沒有重大地方新聞、犯罪新聞、災難新聞的時候,也經常把所謂「要聞」放在第一版頭條位置,有時也會以全版篇幅刊登總統訓詞,官員講話,一旦碰到重大犯罪新聞與災難新聞,立即以重要位置刊登,然後鍥而不捨的跟進採寫,直到有了結果而後已,儘量滿足讀者的知情權。

處理新聞的方式不同,導致黨報每況愈下,幾乎無法支撐,國民黨黨產雖豐厚,但卻不願為黨報承擔太大虧損,他們希望黨報負責人想辦法改進,減少虧損,那是一九六零年前後的台灣報業狀況,當時「中央日報」社長胡建中,是國民黨內的知名報人,他研究「中央日報」日走下坡的原因是由於地方新聞比不上「聯合」,「徵信」,在一個編採會議上宣稱,「中央日報」今後也應注重地方新聞,社會新聞,畢竟讀者關心的是周邊發生的事情。

那時台北發生的「瑠公圳分屍案」,聯合報編採人員全面出擊,大篇幅刊載憲警人員對該案的偵查行動,導致報紙銷量高速攀昇,胡建中社長下令,中央日報應招兵買馬,加強採訪陣容,全面跟進,而且要超過「聯合」,「徵信」兩份報紙,於是中央日報向大華晚報挖角,把該報兩名採訪地方新聞頗有表現的記者拉入中央日報兼職,加強中央日報的社會新聞採訪,於是中央日報的版面立即有了改變,銷量止跌回升,胡建中社長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國民黨中央突然下達命令:「中央日報不應譁眾取寵,不可再加強社會新聞與兩份民營報紙競爭」,並以新聞處理不當,命胡建中辭職,要中央日報回覆從前面目,擔負宣傳黨政決策的傳統。從此中央日報又再陷入發行的困境中。國民黨中央目睹「聯合」,「徵信」兩份報紙風起雲湧,便運用他們的統治權,召開一個全面檢討社會新聞取捨的研討會,由中央黨部第四組下令各民營報紙採訪社會新聞記者必須參加,請御用新聞學者,黨政教授演講,詳述犯罪新聞對社會的不良影響,與災難新聞令人心浮動的種種後果,命令各民營報紙的社會新聞記者為了台灣的安全自我約束,多挖掘社會光明面的新聞報導,多刊登黨政大人物的講話及文章,使台灣的社會更祥和,更安定。

國民黨中央以勸導的口吻希望各報加強好人好事的報導,掌握光明面的訊息。

有一段時間,海岸救生員捨生救溺水者成為大英雄,窮鄉僻壤的學童打棒球奪冠便成為社會大眾的偶像,可惜這類新聞並不常有,民營報紙很快又回到原點作業,黨報仍然無法支撐。國民黨的努力白費力氣,當時,許多國民黨內的黨棍,還祭起「保密防諜」的大帽子,給民營報紙表現突出的記者戴紅帽,理由是:「他們與共匪隔海唱和,醜化台灣社會。」

類似情況有如今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崛起。當年聯合報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陣容龐大,要求嚴格,相對收入也高於其他範圍的記者( 因特稿、專訪文稿均付出較高稿費,且經常有加班費,收入甚至超過本薪。)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也是以要求嚴格,待遇豐厚對待他們的記者,他對新聞處理有一句名言:「只求傳真,不扮高深」,他對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新聞學者所強調的社會責任嗤之以鼻,他說,在一個新聞自由競爭的社會,以專制國家控制新聞的手法去約束新聞從業員,那是開時代的倒車!

新聞學者除了誇誇其談說新聞責任論外,還自以為報紙對社會大眾有教育的功能,那是典型的「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作風,自欺欺人,不可作為報導新聞的準則,那是文人辦報的酸臭傳統。

比如,香港有若干財團富豪,不想「蘋果日報」挖掘他們的醜聞,除了以金錢賄賂記者外,還以不刊登廣告來威脅黎智英,甚至向法院控告蘋果日報誹謗,這些壓力如果換了其他報紙,很可能乖乖就範,但黎智英不受威脅,他向記者說:「只要是真相,官司我們就要打到底!」

「蘋果日報」這種為記者採訪壯膽的做法,是其他報紙( 包括當年聯合報)所無法比擬的,七十年代在台北報紙做記者的人都應該記得,報社當局或者是採編部門負責人最怕的是接到更正信,更怕接到律師信或法院的告票,一旦碰到這種情況,主管人員首先就找採訪記者麻煩,質問新聞報導為甚麼出錯,一連串官腔下來,編採主管除以這些麻煩來立威,還以這些麻煩作為整肅下層的把柄,尤其是聯合報,編採主管她們重視的是威權,不會為記者撐腰,即使記者可以證實新聞絕對正確,編採主管仍然命記者自行解決,碰到這種情況,記者不免氣餒,以後不敢再在採訪工作上衝刺。以免做多錯多,何況當年黨辦報紙不敢放開手腳去採訪新聞,而現在民營報紙記者也比不上蘋果日報記者拚搏精神,因此敗下陣來,因此近日的台灣、大陸、香港發生的重大新聞中外傳媒多引用蘋果日報的獨家報導,沒有人說它是「沒有地位量報」。

台北報業經營者如不能從「蘋果日報」的成功吸取教訓,忘記康定路時代的「王惕吾精神」,遲早必會被讀者唾棄,何況今日威脅到報業生存的媒體數位化,電子傳媒普及,報紙地位及影響力下降,生存空間縮小,稍有疏忽就面臨垮敗的命運。說到王惕吾精神,乃是聯合報崛起時代形塑的傳統:管治階層方面,關心員工生活,重視員工福利,愛惜人才,在編採工作方面,要求記者廉正,勤勞,掌握讀者興趣,滿足讀者知情權,不要高高在上,以領航人、守門人、社會導師自居。也就是蘋果日報黎智英強調的「只求傳真,不扮高深」的原則。

聯合報本來是一份獨立、超然的民營報紙,但當它崛起後,從上到下都被政商關係所困擾,那就是所謂的「傳統包袱」,「蘋果日報」是一份香
港人辦的報紙,不受台北的政商關係影響,因此不受藍綠權貴左右,因此他們放開手腳工作,力求公正客觀。聯合報改變最大的是七十年代軍政人員大批進入報社從事編採工作開始,這批「等因奉此」,立正敬禮的人員把軍中那套刻板,逢迎,取巧,教條輸入報社後,上下級之間,賓主之間的關係便隨之複雜起來,夥計看見老闆,立正敬禮,報告,畢恭畢敬,同時同事之間彼此猜忌,勾心鬥角一如官場,在上的頤指氣使,作威作福,在下的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過去彼此和睦相處,精誠團結的作風蕩然無存,久而久之,從業者操守敗壞,嗜財好色,但對上級及老闆,一個個卑躬屈膝,新聞取捨全憑關係好壞決定。員工升降則看禮數是否週到,上下交征利,沒有人重視編採工作好壞,於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這一場改變均出自聯合報社康定路二十六號,搬去忠孝東路四段開始,到了此刻汐止大同路,聯合報積習已深,繁景不再,更不幸的是,這種風氣很快就會蔓延到海外報系最賺錢的「世界日報」,作為一個終生在聯合報系工作直到老退的舊日老夥計,難免會有說不出的傷痛與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