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中共的國家機密

公元二OO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的國家保密局隆重向外公佈:中國的自然災害與死亡人數,從八月份起不再列入國家機密。

換句話說,在公元二OO五年八月之前,中國大陸的自然災害及死亡人數屬於「國家頂級機密」,誰敢向外宣佈,誰就要負起洩露「國家機密」的責任,追究刑責,重則處死、輕則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上。當年動物園技工魏京生就因此被中共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了兩個十五年徒刑。

在嚴刑峻法之下,「非典」流行於大陸乃國家機密,軍醫蔣彥士對外公佈疫情,遭到「黨和人民」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處置,以洩密罪監控,並無故拘押了很長一段時間,至今尚未解禁。因此,這次「禽流感」在大陸蔓延,民間無人敢斗膽議論,任由官方發表:「大陸雖有流感,但並沒有人因此死亡。而且禽流感已被全面控制,沒有蔓延。」

雖然中共官方不再把自然災害及死亡人數當作國家機密,但各級共幹為了保住烏紗帽,仍然把禽流感當作「國家機密」掩蓋住,不讓外界知道,這種「愛國主義」的精神,令萬民敬仰,而「黨和人民」因此而對他們的愛國加以表揚。

過去五十六年來,大陸機密遍佈全國社會各階層。七O年代的唐山大地震,中共官方至今仍然沒有公佈災情及死亡人數,只報導各級領導如何關心災民、「人民解放軍」如何進入災區勇敢救災。他們的邏輯是:「社會主義如此偉大,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方,不應該有災難。不應該有傷亡。」

我從前在台北聯合報做記者,負責採訪颱風、地震的新聞。颱風可以觀察它的來龍去脈,因此從颱風在南海醞釀到成型向北奔向台灣海峽,然後向西經菲律賓、台灣、琉球進入中國大陸,時間大概要三、四天左右。我根據台灣省氣象臺預報人員的分析,在颱風行進期間,逐日報導它的動向並預測它的走向。當颱風進入中國大陸,不論是福建沿海還是廣東沿海,消息立即中止,問氣象局預報人員,他們說,中國大陸不會發表颱風登陸的消息,當然更不會報導颱風所造成的災情。因為,對共產國家來說,那是國家頂級機密。

因此,我發表在聯合報重要版面的颱風消息,只報導到颱風已在馬祖或汕頭等地登陸就不會再有下文,更不知道颱風的動向,因為,中共的廣播電臺是不會廣播這種與「黨和人民」利益無關的消息。

我曾經問台灣氣象局預報人員,在共產黨的規範下,什麼是「黨和人民的利益」?預報人員說,他們也不知道,所謂「黨和人民」大概是指那幾個中共頭目與幹部吧!

直到現在,中共宣佈不再把自然災害與死亡人數列入國家機密,我才知道,他們所訂「國家機密」的標準。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聯合報派到香港做特派員,與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工作人員有所接觸,才知道被中共列為「國家機密」的東西太多了。在鐵幕低垂的大陸,外面有文字的東西不能進入大陸,而大陸上有文字的東西也不能外洩。如果不慎「進入」或「外洩」,會惹起很大風波。並被追究責任。

而在那個年代,美國人對中國大陸的「機密」很有興趣,千方百計收集,並付出不少代價。這種工作,多數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及美國新聞處負責。

美新處的人告訴我,中國大陸票證繁多,既有糧票、又有布票,更有油票、鹽票、醬票、鞋票、糖果票、煤球票等等。美國對這些票證很有興趣,但不容易收集到,因此出高價向從大陸合法移民或非法偷渡到港的人買入。每一種票都訂下價格,按其輕重決定價錢的高低,然後根據這些票證去瞭解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此外,七O年代中國大陸人沒有遷陡旅行的自由,中共訂下各種路條、通行證,這些路條與通行證在美國人眼中也成為「奇貨」。至於中共在大陸發出的文件、證件,更受到美國人的歡迎,他們不惜出高價買入作為研究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參考。

據美國新聞處的朋友說:那時候最值錢的是大陸各縣市的電話簿,尤其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西安、重慶的電話簿最吃香,只要有人帶出來,送到美國總領事館,每本可賣到美金五十元。要知道,那時候五十元美金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

據說,有不少從中國大陸泅水偷渡來香港的年輕人,把電話簿用膠布包住,捆在身上游泳抵港賣給美國總領事館。

中國大陸各地的報紙,除了幾份核准外銷的中共機關報外,其餘地方性報紙及限高幹閱讀的「參考消息」一律不准帶出境,因此美國人對此也很有興趣,願出高價收購。

一九七三年,我有一個去大陸探親的朋友,把大陸的「參考消息」摺疊放在鞋子裏帶到香港,如獲至寶地給我看,並形容他過關時的緊張心情。後來他再回去大陸,又再把「參考消息」放在鞋子裏,沒有想到被查出,邊防海關如臨大敵把他拘捕、訊問,並調查他的成份、背景與出身,折騰了一個多月才放他回香港。他驚魂甫定地告訴我,假如中共給他一個「洩露國家機密」
的罪名,重則死刑、輕則十五年,而且服刑後還得送去勞改,他的一生就完了。因此他為求生,曾向共幹下跪哀求,結果要他交一筆為數不菲的罰金,關了一個月才放他回香港。

五O、六O、七O年代的香港人,每逢年節都越過邊界返回中國大陸探望親人,他們手提肩挑、大箱小包把大陸親人渴求的食品及用品帶回去,但香港的報章雜誌絕不會帶,即使中共在香港出版的幾份左傾報章——大公報、文匯報、商報、新晚報也不敢帶入大陸。因為中共擔心這些有封資修傾向的東西,會對純淨的大陸人產生不良影響,甚至可能動搖他們的紅色江山。

有一次,一列載送貨物來香港的火車抵港,車上人員卸貨後,準備把車開回大陸。過邊界時,「人民解放軍」立即跳上空車廂查看,沒想到,竟在某節車廂內發現一份「新晚報」,「人民解放軍」立即命令火車熄火待查,並如臨大敵地把車上人員叫到面前,查問這份報紙從何處來?是什麼人放在車廂內?有什麼不良企圖?整整盤查了一整天才放行,延誤了其他車輛的進出。要知道,七O年代的香港「新晚報」,也是中共對外的宣傳機器,報紙內容全是歌頌「新中國」、讚揚「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文字,這樣的報紙不准進大陸,更不用說那些在香港一廂情願親共的左傾刊物了。

由於中共對有文字的東西如此重視,因此那個階段與大陸親友通信也要十分謹慎,萬一疏忽寫了什麼不該寫的文字,很可能導致親友家破人亡。

有一個朋友某次回鄉,被鄉間的親友欺騙,彼此發生爭執。他氣憤地回到香港,按地址把一份國民黨在香港辦的「香港時報」寄進去給那個與他結怨的親友,果然那與他有仇怨的親友被中共公安傳訊問罪,最後被定罪囚禁,刑滿出獄再送去勞改。香港朋友曾經津津樂道這件報仇雪恨的事。那時候我在大陸的妹妹被下放到東北北大荒,生活艱困,除了寄衣物食品也通信。從大陸寄出來的信,多數千篇一律訴說「祖國初步繁榮,人人溫飽」,「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信上最常說的是:「東風吹,紅旗飄,國際形勢一片大好」,然後告訴你:「我們的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海外赤子」經常回去看看,寫完這些套話,才敢幾句他們自己想說的話。由於這些話隱諱,收到信後要好好分析判讀,才可以瞭解他們的心意,才可以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而我們在海外的人寫信給大陸親友,也小心謹慎,除了開頭以套語歌頌「新中國」,吹捧「毛主席」,還得罵幾句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假大空話說完,才敢寫幾句想說的話。儘管這樣小心謹慎,大陸的親友也不一定收到信,因為,只要郵局的公安幹部認為你的信有「毒素」,就可能沒收焚毀;相反,假如你親友寫出來的信暴露出中國大陸缺衣缺食,不但沒收信件,而且還追究親友的洩露國家機密罪,後果十分嚴重。

我的親友後來到香港與我會面告訴我,他們為了避免麻煩,寄到香港給我們的信,先送到當地派出所給有關「同志」審閱、批准後才可以寄出,而收到我們的信後,也原封不動的送去派出所,請「黨和人民」看過,認為沒有問題才讓親友看。如果有問題,自然沒收焚毀,目的是保護革命陣營的純淨。

上面所說種種,對改革開放後在大城市長大的年輕人來說,是奇談怪論。但在中國大陸許多偏僻的鄉野,還有不少人不知外面世界的變化而謹言慎行,他們仍會冒冒失失地把親友的來信及自己寫的信送去派出所給同志審閱,深怕惹禍上身,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