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譚松的專題演講: 川東地區的血腥土改運動

 

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了「 川東地區的土

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室外是盛夏的艷陽,但室內卻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譚松冷靜說述和牆上視障圖

像中,土改的種族酷刑展現在聽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四川川東地區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血腥真相對於

文明世界中成長的香港人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川東土改貫徹劉少奇暴力路線

一位中文大學女教授聽不下去,突然插話要求譚松「 請不要再講了!」譚松有點愕然,然後一口回絕

道: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他還以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例說,這個集中營是很殘酷的, 但學校老師依然帶領學生去參觀,因為應該要學生知道真相。事後交談,譚松承認他當初調查川東土改時,那些血腥慘烈的場面他自己也難以承受,但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話說,「 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須先揭露黑暗。」 譚松演講的川東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轄的重慶市, 萬縣市, 涪陵市, 廣安市及黔江地區。 譚松是重慶人,他在二○○二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十二個縣市,訪問了四百多個土改親歷,包括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還有受盡酷刑活下來的地主,所有採訪均做了錄音錄像。最後完成了一部土改專訪, 共三十六萬字,尚未出版。川東土改在共黨佔領四川後的一九五一年開始。譚松指出,經過一年半時間土改徹底改變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可摧毀傳統中國農村還使用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

的農奴, 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劣後果。他在調查中發現,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只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共產黨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一家有兩個煮飯的鼎罐就被評為地主。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 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隊戴珍接受他的採訪說,「 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因此,土改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

利用地面流動施殘暴酷刑

 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投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少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 背火背篼 」 在鐵皮桶裡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上) 「 抱火柱頭」 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 吊頭天用」 「 點英文(天燈」 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 注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 等等。 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

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 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動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譚松在演講結束時,將他調查到的死於土改的受害人名單一一在視屏上打出來。他說,每一位受難者都不應該被人遺忘。

採言艱辛受害者至今心懷恐懼

譚松提到一位台灣學者曾問他:你做這個調查, 政府給了你多少資助?( 全場大笑) 譚松說, 他所有調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著風險自費調查是為了搶救歷史,也是為受難者討還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貧下中農出身,但後來接觸到真相,發現自己受騙,正義感被激發出來。 他說,他的調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訪者分散在川東深山老林窮鄉僻壤, 又沒有電話聯絡, 走訪非常不容易。二是土改時代久遠,現仍在世的當時人已寥寥可數。譚松聽說一位飽受點天燈酷刑的女子馮光珍仍然在

世,立即趕走採訪。馮光珍當年十八歲, 還是一個學生, 因酷刑雙手殘廢。譚松上午採訪她,下午這個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懼,中國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是毛澤東時代受害最慘因而恐懼感也最深的群體,雖然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恐懼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訪。作為採訪者的譚松本人也很恐懼,因為他在之前做川東右派調查被重慶當局關押了三十九天, 剛獲釋不久,而且在「保護」期間,被勒令不能離開重慶地區,因此他是私下秘密採訪。

土改因為涉及中共政權革命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中最敏感的禁 區,敢於觸及的學者少,而且多是以資料做研究,像譚松這樣深入一個地區大規模採訪做口述歷史的可能絕無。現場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譚松是首位在他們中心講土改的大陸學者。

而川東土改調查也只是譚松這十年為搶救歷史走上民間調查漫長之路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這條路,與他的好友、重慶文化名士王康有關。

譚松和王康兩人最初合作挖掘重慶陪同抗戰歷史。譚松在重慶外事辦的「重慶與世界」雜誌任執行主編,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個陪同專輯,全面肯定中國抗戰中心是重慶而不是延安,因為觸犯共產黨意識形態主旋律,譚松被迫辭職。二○○○年兩人又開始調查重慶著名的沙坪壩紅衛兵墓園背後的故事,打開製作紀錄片,但開張不久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廢。

失業後調查

譚松失業後,生活無著落。這時王康介紹他們到重慶社科院三峽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一進社科院門,就見到通知說下午開會批判法輪功,他非常反感,一時猶豫是否要這份工,向王康諮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保持內心的自由。」使他最後下定決心,從此再未擔任過公職,並因此打算用這段不需上班的時間做右派調查。

譚松父親譚顯金一九四七年成爲共產黨的干部,五七年在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任上被打成右派,被劃為反右份子,下放川東長壽縣荒涼無人蹤的長壽。反右後長壽湖作為重慶市的勞改基地,共關於六百二十七名右派及歷史反革命分子,還先後接納了有一千零三十名下放乾部及出身不好的一千四百五十五名學生,這片當年交通不便荒無人煙的廣闊湖區飽載著右派的苦難和血淚,是川東地區的夾邊溝。

二○○一年三月八日譚松拿了下崗証,在父母的鼓勵下,他決定調查長壽湖右派勞務歷史,但不知如何當面向妻子開口,猶豫半個月後,寫了一萬字的信,向妻子陳述他決定放棄找工作掙錢一定要去長壽湖的原因,獲得了妻子的諒解和支持。這是譚松最困難的時候,家中沒有積累,他個人整整十個月沒有一文他八次租船進湖,遍尋當事者,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長壽湖的血淚史,在二○一一年在美國出版了五十萬字的「長壽湖- 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就在他的「收集社會黑暗面」,「說要對共產黨的罪行進行清算」。當時他剛剛有了一份工作,在「中華雜誌」上班,但只拿了兩個月工資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雖然只關押了三十九天,但當局警告他出來後不得離開重慶地區和再做調查,否則 要關他五年。因此後來的長壽湖右翼史調查和川東土改調查,都只能私下悄悄進行。他估計是因為王康建議請流亡美國,當時仍還健在的大右派劉賓雁為他的採訪錄寫序言,王康是重慶受監視的敏感人物,與海外電話來往中驚動了當局。

不後悔選擇這條人生之路 

在此期間他還與王康合作拍攝製作一套五集講述重慶共禦抗戰八年的歷史紀錄片(在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播出)。因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製作人員名單中,他只能以筆名「木公」出現。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譚松,文革後學校(後合併到重慶大學)教書,一九九一年被評為副教授,是當年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父親文革復出後任重慶市宣傳部副部長,名正言順的太子黨。如果譚松安分守己,在共產黨建制中一定能夠飛黃騰達,但他思想異端,對人生滿懷理想和激情,因此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最終脫離共產黨體制,走自己的路,過清貧的生活,做有意義的事。

     選擇這條路,譚松也曾徬徨過,他七次失業,最長的一年半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社保醫保,要靠做醫生的妻子養,他內心很苦悶,覺得自己只有激情,不顧頭尾,太不務正業。直到二○○○年認識王康,有了同樣一個不務正業但卻活得很瀟灑自在的朋友,他有了自信。他近年先後在西南師範大學育才學院和重慶「師範大學」當英文教師,因而深受學生喜愛,有學生視他為精神上的父親。他業餘時間則全部花在自費的歷史調查工作中。

      與當年一起出道現已有很高的職稱和豐厚的收入的同學相比,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沒有失落感。他對我說,他不後悔,路是他自己選的,並且他自我感覺活得很精彩很有價值,講到自己過去落魄時的一些窘態,還哈哈大笑,很以為樂。

 

在監獄中,公安部門提審他時指責他,思想偏激,專門收集社會陰暗面,看不到「光明」。他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如此回應說:

 

「他們的話讓我反省檢討。的確,這些年我如何像個令人討厭的蒼蠅,可以看到那麼多人,那麼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讚頌偉大,而那麼多血淚,那麼多真實無人理,我只得選擇後者。這輩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要關他五年因此後來的長壽湖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