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太高估中國人智慧

 

    紀念劉曉波先生,須了解劉曉波思想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中國人種缺陷論」:「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這可能與人種有關。」這是十九世紀的人類學觀。

    第二階段就是「零八憲章」, 吸收了英國大憲章和西方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智慧,這是二十世紀的西方文明觀。

    第三階段是劉曉波被捕前後,聲稱「我沒有敵人」、「即使變成骨灰, 我也會擁抱你」──這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二十一世紀的左翼大愛觀。

    此三階段,橫跨三世紀的西方文明思想。第一階段最現實,第二階段最合理,第三階段則虛妄而有點肉麻

──猶太人被納粹送入焚化爐之後, 會以他們的骨灰擁抱希特拉和希姆萊?不要開玩笑,你去問問一個以色列人好了。

    即使如此,劉曉波思想的光譜廣濶,不同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然而三階段之中,以第一階段的人種論最現實。劉曉波自己如果在第一階段有深入的研究,其二十年後的死事可免。

    為什麼?因為戊戌變法,早有一個譚嗣同,以「仁學」一書,成為最早的「零八憲章」。但譚嗣同書生氣,認定凡變法革命,沒有不流血的,中國也須有,所以「請自嗣同始」。

    但譚嗣同沒有研究人種學,他太高估了其本國民族的品格和智商,以為十九世紀英國和歐洲的自由人權風氣可以移植中國。但他的判斷錯了。劉曉波明明有所警覺,但他或覺得可以賭一賭。他以為世界進入網絡時代,民智會比清末大開,但低估了中國的法家秦始皇和蘇俄列寧兩大病毒結合的殺傷力,也高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種的智商。

    為什麼值得犧牲?這個感性的問題不必爭論,但見諸劉死,大量「親中愛國」的人大罵其死得好,更多的中國人則冷漠而沉默,幾可謂與譚嗣同押送菜市口殺頭時,看熱鬧的市民向這個一心拯救他們的殉道者身上扔爛菜頭爛果,並無二致。

    劉曉波嚴正指出:中國人自我編導悲劇,並自我欣賞,「可能是人種問題」。

    戊戌維新,譚嗣同丟了性命,梁啟超沒有。像康有為找到英國領事濮德蘭庇護,梁啟超東渡日本。

    梁啟超對於中國人種問題, 認識高於譚嗣同。其論文「歷史與人種之關係」,分析了為何世界文明的主人,是希臘與羅馬,又以「地理與文明之關係」,指出:「寒帶熱帶之地,其人不能進化者,何也?人之腦力體力,為天然力所束縛,而不能發達也。」至於中國地處溫帶,曾有春秋戰國的短暫文明,為何人種反而退化?梁啟超又嚴正指出,皆因「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

    梁啟超比較世故,不會做什麼烈士,他知道死一百個譚嗣同,也不可能喚得醒四萬萬人。

     梁啟超論歐洲各國, 也很有意義:「荷蘭,條頓民族之邦國人,其人情之忍耐節儉,勉於職業。葡萄牙,拉丁民族之邦國也,其人情之浮薄輕佻,其宗教為天主教,政治上之變化騷動甚多。條頓民族,其中軍也,斯拉夫民族,其後殿也。條頓民族,商人之性質,其腦髓所含者,算術也。至於斯拉夫民族,其事業非花非劇,非商非算,幽涼而沉雄,宏遠而堅毅。」

     梁啟超論三大歐洲民族, 觀察很準確,另有英國作家摩利士(Jan Morris)分別論述。民主和自由,只會在這三大民族匯聚成的西方文明之間滋長,其他不必浪費時間了。

    梁啟超比譚嗣同看得通透,他才不會那麼笨,為一個安於做奴隸的民族獻身。在那個時代,清末民初,避過了慈禧,迎來了北洋,帝國主義勢力繼續擴張,梁啟超有更大的空間市場。患上腎病,梁啟超進了洋人開辦的協和醫院,以為篤信西醫,一定沒有事。豈知那時西化時間尚短,高等華人學藝未精,切錯了腎,以致五十六歲就死了。

    如果他更透澈一點,能選擇去條頓民族的德國就醫,這條命就可以撿回,多活二三十年,會有更大的貢獻。

    中國的國運不好。梁啟超雖然比三十三歲就橫死的譚嗣同活得久,卻也比劉曉波少活了五歲。

                                                                                                       香港·陶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