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登 三妹:《亂世迷途》的第三、四章

三.  日本侵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軍“鐵道守備隊”暗中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以此為借口嫁禍於中國軍隊,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由於東北軍首領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當晚日軍便攻占了北大營,次日又占領了整個沈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四個多月內,一百二十八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三倍半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

    東北的淪陷震驚了北平,震驚了全中國。

    酷愛新聞事業的爺爺行動起來。他認為只有辦報才能發揮他的抗日作用,於是他棄官辦起了名為《小公報》的報紙,與天津的《大公報》兩相對應。爺爺具有很強的新聞敏感力,善於及時抓住有價值的新聞並迅速發稿。當時正值秋老虎,天氣悶熱,加上蚊子叮咬,人聲嘈雜。盡管如此,爺爺仍能及時地寫出漂亮的新聞稿和評論文章,搶先刊登在報上,造成新聞轟動。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後,停滯了幾年的北平共產黨組織又開始活動了。奶奶家又成為左派學生的避難所和共產黨的活動點。我爸爸當時剛十歲,成了奶奶的小助手,他在胡同口給奶奶放哨探風,邊玩耍邊注意是否有可疑的人物在周圍走動。那時與奶奶一起搞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是一位名叫赫洵的青年,他是北平共產黨下屬的地下組織赤色互濟會的秘書,也是導生在師大男附中的同班同學和好友。

    赫洵經常帶他的“姐姐”何怡平來奶奶家借住。一天,何怡平對奶奶說:“劉先生,我和赫洵不是姐弟,是叔嫂。我嫁給了赫洵的哥哥,沒想到剛過門,他哥哥就死了,赫洵設法把我帶出來上學,後來,我們就同居了。”奶奶聽著他們的愛情故事覺得很新鮮,遂認為這是反傳統的勇敢行為。

    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兩年後便開始不斷進犯長城各關口,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軍進犯長城軍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中國國民革命軍將士屢次打敗日軍進攻,其中在喜峰口發生的大刀隊的赤膊戰尤為慘烈。那一戰,喜峰口的守軍二十九軍將士組織了五百人大刀隊,夜襲敵營,奪回了喜峰口。此戰役斃敵千人,五百壯士僅二十餘人生還。由於武器落後和空軍力量不足,“長城抗戰”最終失守,可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視死如歸的士氣卻激勵著北平市民和全國人民。

“長城抗戰”也激勵著奶奶這樣的知識分子,指揮喜峰口對日作戰而名聲大振的馮玉祥將軍成了奶奶心中的英雄。爺爺的朋友熊觀民當時是馮玉祥將軍的秘書長,奶奶通過熊觀民的引見,坐著山轎子登泰山拜訪了馮玉祥。她在泰山馮玉祥家住了幾天,與馮玉祥、李德全夫婦交談甚歡,第一天竟不知不覺地聊了一天。那時馮玉祥已從原來的大老粗成為有文化修養的軍事將領。奶奶看到馮玉祥請了一些青年知識份子教授他中國文史和英語,教師中不乏左傾親共人士,他們向馮玉祥傳授知識的同時也傳授左傾思潮。

奶奶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參與籌備了一次大的左派社會活動——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釗公開送殯。這是一次由奶奶和赫洵以赤色互濟會名義暗中籌備,由北京大學出面召集而共同完成的活動,成為北平的一大新聞。

    李大釗在一九二七年被張作霖政府下令絞殺後,官方害怕他的公開入葬會造成社會轟動,一直阻撓為他公開舉行入葬儀式。經過社會名流與當局六年的多方交涉,直到一九三三年,當局終於許可由北京大學出面為李大釗舉行送殯入葬儀式。

    儀式定為:頭天吊唁,次日起靈出殯。北大校長蔣夢麟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北大數位教授胡適、周作人、沈尹默、劉半農、傅斯年等名流學者任治喪委員,並出席頭天的吊唁。那天,奶奶也舉著自己製作的大幅吊唁挽幛,帶著兩個女兒來到靈堂前哭悼師尊,哭慰師母。

    第二天起靈出殯時,奶奶與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陪伴著李夫人坐在同一輛馬車中為前導,從西單往香山萬安公墓緩慢行進,後面是抬靈的隊伍。隊伍行至西四牌樓時遭到國民黨憲兵的阻撓,把隊伍沖散,抓走了四十餘人,但是隊伍再度聚合堅持到達了香山萬安公墓。

隊伍到達萬安公墓時,遠處一個農民趕著一輛驢車,拉來一塊石碑,碑上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之墓”,落款“北平市赤色互濟會敬贈”。警察過來幹涉,不讓立碑,奶奶下車上前理論,最後互相妥協,決定把墓碑埋在墓穴旁邊。這塊墓碑在中共執政後挖出,作為文物陳列在李大釗陵園第一展室,石碑的題寫人是赫洵。

 

一九三四年,劉導生(左)和 好友赫洵

 

    那天,導生到深夜都沒有回家,奶奶焦急得一夜沒睡,清晨時正要出去找朋友打聽消息,導生回來了。原來憲兵隊沖散導生的遊行隊伍抓人時,導生逃脫躲了起來。

    刚安葬好李大釗先生,李夫人趙紉蘭就病倒了。一個月後,李夫人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留下了五個孩子,長子李葆華在北大教授周作人的幫助下早已逃往日本,長女李星華此時在中法大學住校讀書,奶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照顧李大釗三個幼小子女的責任。奶奶先從家鄉接出一位族嫂照顧三個孤兒,然後又與她的好友、香山慈幼院院長熊希齡聯系,把李大釗最小的兩個兒子——十歲的四子李光华、六歲的五子李欣华送進了免費住宿的香山慈幼院。接著,她聯系到好友劉清揚,幫助三女李炎華進入免費食宿的通州女師。她又在《平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送守常先生二子入香山慈幼院有感》,呼籲社會各界都來關心李大釗教授的遺孤。雖然這幾個孩子都被奶奶安置停當,但卻分散四處,沒有了自己的家,每逢節假日他們便到我奶奶家聚會,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奶奶劉靜君救助李大釗遺孤的故事被記載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名人名家資料》中。

安置好李大釗的遺孤後,一件家庭喜訊使奶奶緊張又低落的情緒得到緩解——一九三三年夏天,劉導生拿到北京大學史學系的錄取通知。

    北大史學系是當時有志於史學的青年非常向往的著名學系。該系的所有教授都極為出色和有名,西洋史和英國文學兩門課程均采用英文教材。系主任陳壽頤教授主講西洋史,潘家洵教授教英語和英國文學,錢穆教授講授中國通史,文學院長胡適講授哲學史,陶希聖教授講授經濟史。最令導生欽佩的是講授史料目錄學的趙萬里教授,他把每部史籍的內容、版本、特色等等都講得非常細致、精確,使學生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古籍驚歎不已。教社會發展史的許德珩教授激進左傾,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對年輕學生影響甚大。導生常去許德珩教授家請教馬克思主義,深受其思想的影響,並在一九三五年參加了共產黨,狂熱地投入到左派活動中。    

北平地下共產黨委員會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因遭國民政府的鎮壓,致使委員會中大批的領導成員遭被捕入獄而頻臨滅亡。根據時任中共河北省委代理書記朱理治回憶,當時,北平只有十餘名共產黨員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時,國民政府又發動了一次大逮捕,僅剩的幾名共產黨員全部藏匿起來,停止了活動。到秋天時,日本侵華迫在眉睫,國民政府為了備戰抗日而無暇他顧,放松了對共產黨的鎮壓,北平共產黨又開始暗中蠢蠢欲動。導生就是在這共產黨九死一生的關頭參加了共產黨,成為北大學潮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並與北平其他大學聯合共同發起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場學生運動使北平地下共產黨死灰復燃。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的一個下午,導生在學校遇到了數學系的同學俞啟威(後改名黃敬,中共建政後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長),倆人相談甚歡,一拍即合。俞啟威是共產黨員,他馬上介紹劉導生加入了共產黨,並與北大僅有的兩個共產黨員一起建立了秘密的北大黨支部,導生任黨支部書記。

導生手下只有兩名黨員和三名團員,兩名黨員是經濟系的肖敏頌(中共建政後任河南省民盟主任委員)和歷史系的薄懷奇(中共建政後任廣州市委副書記),三名團員是化學系的劉志誠、佟誠和董大年。俞啟威是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成員,是導生的上級,他們每週定期見面,交流意見,接受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的指示。

北京大學黨支部一經組成,導生便帶領他手下的兩名黨員和三名團員在北大學生中宣傳鼓動,與其他大、中學校頻繁聯絡,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聯合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十二月六日,北平市十五所大中學校在共產黨的指揮下紛紛發表宣言,要求國民政府宣布對日本的外交政策,開放言論、結社、集會自由。最後,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決定,全北平的各大學聯合起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舉行大遊行。

大遊行的決定在頭一天晚上才做出,俞啟威來不及通知導生,便臨時托付給一個學生去通知,可是那個學生沒有找到導生。導生在北大心神不定地等了一夜,沒等到任何通知。他預感到要有行動,從清早起就坐立不安地等通知,直到下午大約三時許,忽然聽到沙灘街上人聲鼎沸,“北大,起來!”“北大,恢復五四精神!”的口號聲沖進紅樓,由東北大學帶頭的遊行隊伍已來到紅樓門前。正在上課的北大同學聽到呼喊聲,立刻沖出教室,連圖書館、地質館裏的同學也紛紛出來了。導生臨時組織隊伍,倉促上陣。劉志誠扯了一條被單寫上“北京大學”,用兩根竹竿撐起來舉在前面。一時,一、二百名北大學生的隊伍,匯聚到兄弟學校的大隊伍中,浩浩蕩蕩地前進了。遊行隊伍走到北河沿北大三院法學院門口時,法學院的同學也匯合了進來,有一個同學用紙盒子做成校標牌子,寫了“北大”兩字,夾在竹竿頭上,十分醒目。

遊行結束後,北大的遊行隊伍回到北大三院法學院內開會,傳達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剛剛做出的決議:舉行全市總罷課。散會後回校的路上,導生決定連夜開會商量下一步的計劃。晚飯後,導生召集了外語系學生朱仲龍(後改名朱穆之,中共建政後任新華社社長、中宣部副部長等職)和孫傳文、劉志誠、肖敏頌等八、九個同學都聚集到楊雨民房間開會。會議決定:第二天召開北大全校學生大會,鼓動罷課。

第二天早晨,十二月十日,他們召集北大學生在三院禮堂召開了第一次全校同學大會,有五百多同學參加,當時北大全部學生有九百多人。大會由物理系學生韓天石(中共建政後任北大黨支部書記、中央紀律委員會書記)主持,在大會上,成立了北京大學學生會,並通過了學生會章程和罷課決議,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罷課宣言。北平市學聯當即決定,在十二月十六日再舉行第二次更大規模的遊行。新成立的北大學生會還貼出了布告,要學生和教師們都到學校站崗,以保證安全順利地舉行第二次大遊行。

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院長胡適都不贊成學生參與政治,他們主張讀書救國論,說好好在學校念書,就是救國的行動。可是,學生會卻貼出罷課佈告,佈告還規定學生和教授都要在校內站崗。蔣夢麟聽說此佈告後便來到學生站崗的紅樓門口,生氣地對糾察隊學生說:“你們這是胡鬧!”又詰問對方:“你站崗,我也站崗?”旁邊有個同學俏皮地對工友說:“你給蔣校長搬個椅子來,讓他坐下。”蔣夢麟校長更生氣了,說“我不和你們胡鬧!”順手撕下學生會的佈告氣呼呼地走了。胡適教授也到紅樓門口來,他一到就跟學生吵了起來。他說:“你們這也叫愛國?”學生回答:“就是愛國。”他說:“你們胡鬧。”學生回嘴:“你才胡鬧。”他說:“對你們真是對牛彈琴。”學生又回嘴:“你才是牛。”這一下把胡適教授也氣走了。

雖然蔣夢麟校長撕掉了罷課佈告,整個北大還是都罷了課。導生帶領著手下的五個黨團員分別去北大的三個學院召開講演會、時事座談會。導生後來回憶說,“這些座談討論,對廣大同學是很好的思想發動。當時的情況,真如一把乾柴,稍加鼓動就燒起熊熊烈火。”

第二次大遊行的遊行計劃遲遲沒有下達,直到十二月十五日夜晚十時左右北京市學聯才正式把第二天的遊行計劃通知到北大學生會,這次導生及時得到了通知,也得到了第二天遊行的幾十個大、中學校的隊列順序、大隊的遊行編隊和遊行路線,北平大學被指定為第三大隊的領隊。北大學生會立刻決定由朱仲龍擔任第三大隊的總領隊,劉志誠擔任糾察隊長。

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清晨,北大幾百位同學便聚集在各自宿舍門前整隊,舉著“國立北平大學示威團”大旗一路經過皇城根往北,先至北安橋與東北中山中學、求實中學等校會合,然後由鼓樓途經地安門、景山西街、三座門、北長街,在南長街與輔仁大學、中法大學、精業中學、華北中學等大中學校的隊伍陸續匯聚到一起,匯成了近兩千人的隊伍。隊伍到了南長街南口,遭到軍警和偵緝隊、消防隊的阻攔。他們用水龍猛沖遊行隊伍,總領隊朱仲龍沖上去搶奪水龍,被警察一棍子打在頭上退了下來,後面的同學沖上去奪下水龍,掉轉水龍頭反射軍警,使得遊行隊伍得以沖出南長街口,來到西長安街。軍警又奪回了水龍,可是學生已經用小刀把水龍帶割破了幾個口子,水龍失去了作用。遊行隊伍重新整合後,繼續呼喊口號向西行進到新華門前,武裝軍警又把遊行隊伍沖散了,游行的學生跑進路南的一些胡同,然後又從其他胡同走出匯集起來,繼續向前門大街行進。一路上,東北大學的隊伍和北大隊伍兩路人馬再次會合,引得學生們歡呼雀躍。到了天橋後,周圍的工人、市民、小商販以及東北流亡的難民等都聚攏過來。到十一時,城裏的三路大隊的學生都匯合到一起,學生們當場舉行了天橋市民大會。俞啟威站在一輛電車上,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演說,並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告民眾書》。大會一致決定,立刻到外交大樓舉行總示威。

總示威遊行的隊伍,十人一排互相挽著手臂前進,隊伍中還夾雜著市民,約有一萬多人,長達一公里。遊行隊伍到達前門外車站廣場時召開市民大會,然後分三路從正陽門、宣武門進入內城。

鑒于學潮的混亂局面,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北平的學校提前放寒假,全北平市的學生必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離校,學校無限期停課。北平地下共產黨委員會針對國民政府的這個決定也做出決定,要北平學生利用放假的時間組織宣傳團到南方的工農中去鼓動宣傳。導生是南下宣傳團的組織人之一,他們把宣傳團分成四個團,整裝待發去南方宣傳。我奶奶熱情地支持侄子導生的行動,給他們捐錢捐物,劉清揚買了三件大皮襖,捐給了宣傳團的學生。宣傳團出發前,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通知導生留下來做其他的組織工作,他聽命留在了北平。

宣傳團在南方宣傳一個多月後返回北平,並把宣傳團改名為中華民族抗日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共產黨黨中央遂決定用此名稱來代替共產黨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民先隊在石駙馬大街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了代表大會,宣布民先隊正式成立,并通過了該隊的綱領和規約,發表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宣言》。大會選舉產生了北平民先總隊部的領導成員:師範大學學生敖白楓(現名高錦明,中共建政後曾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任總隊長,北大歷史系學生劉導生任總秘書長,北大政治系學生肖敏頌任組織部長,師範大學史地系學生王仁忱(中共建政後任河北大學歷史系主任)任宣傳部長。

三月初,北平市共產黨委員會決定由導生負責建立北平民先總隊部秘密機關和印刷廠,完成此項任務的同時導生還和俞啟威建立了民先隊的共產黨黨組,由俞啟威任黨書記。半年內,民先隊由初創的三百多人發展到了一千二百多人。

民先隊的總隊部到八月時進行了改選,由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昌(中共建政初期曾任青年團中央書記、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黨委書記)接替敖白楓任總隊長,導生仍任總秘書長。

此時,北平教育界和婦女界的左傾知識分子也紛紛活動,一九三六年一月,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和各大學的一些左派教授一起開會成立了北平市華北各界救國會,奶奶也帶著大女兒參加了會議。與會者投票推選了楊秀峰教授為主任,劉清揚為秘書長。此後,在共產黨的鼓動下,中國的其他城市如南京、武漢、天津以及山東、廣西等地的文化界和婦女界也相繼成立救國會組織。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以及社會名流馬相伯、沈釣儒等人遂決定組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中學生也不甘落後,我的十五歲的爸爸和十三歲的大姑姑這一年也都參加了民先隊,成為早期的民先隊員。大姑姑當時正在北平師大女附中上中學。她拉了初二同學喬英華和初三同學阮若珊共同組成了民先小組,在大學生民先隊員的領導下到街上去撒傳單、貼標語。她們還經常去北大法商學院的學生宿舍開小組會,聽傳達,接受秘密散發宣傳品等任務。領導中學生活動的民先隊員劉志蘭對姑姑說:“我知道你母親,她叫劉靜君,和劉清揚一起並稱為北平二劉。”

一九三六年四月,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決定由導生代表北平學聯和華北民眾各界救國會去上海參加兩個代表大會:全國學聯代表大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代表大會。在全國學聯代表大會上,導生被選為全國學聯主席,此後他便為全國學聯工作,奔波於上海和北平之間,因而停止了學業。但他仍住在北大學生宿舍,還保留學籍。                         

 

共產黨煽動左傾學生和知識分子反對蔣介石的理由是:他拖延了對日宣戰,是假抗日。今天研究那段歷史的史家認為,蔣介石拖延對日宣戰的主要理由有兩個。

第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嚴重不足。三十年代,日本陸軍可以出征的兵力為四百四十八萬,中國只有二百三十萬。日本海軍力量跟美、英相同,是中國的三十倍,日本還是世界第一個造出航空母艦的國家。蔣介石想利用拖延的方法,抓緊時間製造武器和修建鐵路。

第二,中國在沒有英美援助的情況下與日本宣戰只會徒作無謂犧牲。當時,英美等國都指望中國對日及早宣戰,只要中國一與日本宣戰,中國就成為消耗日本的犧牲國。日本滅了中國後,必然和德國聯合滅蘇聯,日本經過與中國和蘇聯相戰的巨大消耗後,美英再打日本便成舉手之勞。

蔣介石精明地看到英美隔岸觀火的意圖,他不願中國成為消耗日本的犧牲國,他要拖到美國與日本宣戰後才與日本宣戰,借著美國的力量共同打日本。為此,蔣介石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目標,確立了第一期抗戰戰略原則——以時間爭取空間。

中共既無抗日實力也無抗日行動,只靠少數人在學生、民眾中煽風點火,指責蔣介石不抗日,標榜自己抗日,還在大敵當前的關頭,煽動不了解實情的左傾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發動學潮,製造內亂。

 

一晃就到了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奶奶接受了北大教授梁漱溟的邀請去山東省立第十二女子師范學校擔任暑期訓練處的教員。為了探索救國之路,梁漱溟於五年前就在山東鄒平縣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從事鄉村建設實驗。

奶奶把三個孩子都留在北京,獨自去了山東。她給我爸爸的一封信表達了自己對社會工作的熱情,這封信被收編在上海生活書店當年九月出版的《中國的一日》 一書中,取名為《一封家信》。信中寫道:

“親愛的共兒:你現在好嗎?心緒安貼了吧?我親愛的孩子!你以為我願意離開我的孩子嗎?完全錯了,我雖然表面上毅然決然地踏上了來的路,可是洋車才走到院西,我的眼淚已經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此時我還可以勉強鎮靜,及至到了火車上,車還沒開的時候,我便抽咽著痛哭了。

“在路上真是觸目生悲,一心一意地只在孩子身上,只想著他的孤伶,只恨著自己的殘忍,怕著把孩子急出病來。及至來到此間,真覺舉目皆非,(因梁漱溟先生去日本未回,此間無一熟人,郝氏兄弟都不在此),眼淚又不由自主地湧了出來,好不容易一忍再忍壓下去,與人家略做問答了幾句,心裏想著:‘我當著你們的面不好意思哭,等我回到自己的住屋裏,非痛哭一陣不成。’結果想起了小都(陳恒哲的孩子),想起了麗麗、黛黛(劉清揚的孩子),她們不都是媽媽的愛兒嗎?現在怎麼樣了,她們不都是生長得很好嗎?同時,你的兩個妹妹不也是離開娘一些時候了嗎?還是離開的對呢,能老在狹義的母子之愛的範圍裏生活嗎?時代的巨輪在等待我們推動它呢!一些待救的人們,在鄉村裏呼喊呢!哀哭呢!我只有鞠躬盡瘁地為他們努力,我只有收束起愛我個人子女的狹小心理,展開給大多數需要我盡力的人們,為他們盡一些力。

“男子漢大丈夫── 難道以大丈夫自命的人,能一天天在母親的懷抱裏過活嗎?我們不是享樂者!我們只有為民族國家前途犧牲!努力!請清醒你的頭腦!恢復起你的健康!打疊起狹義的母親的攝護!做一個鐵一樣的少年!

“努力吧!孩子!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呢。我不單只是你的母親,你也不僅僅是我的愛兒;我愛此間生活,我得到了人生的真味,我恐怕從此永做鄉村工作,── 只要有人家要我做 ── 再不想到都市去;暑期決意接你妹妹、大哥他們來,共享這鄉村之樂。

“我一時不回北平,須結束了此間事,恐怕再接上別的工作,三年、兩年的不回去呢。只有你們來,來過過真正的人的生活;鄉村真是寶貝呢,馬上叫你心安理得地歡躍起來。

“此間的學生最小的師範生只有十二、三歲,都長得很結實呢;完全鄉下小孩,藍布的印花被,藍布的裡子,簡直回復到我作小孩的那個社會裏去了。

“由於昨天多半天的洋車、火車,──   不,完全是你鬧的,精神受的刺激太大了,今天還像沒有休息過來,尤其頭昏腦漲得厲害,不多寫了,就此打住吧。永遠愛你的娘。六月二十一日  ”

爸爸後來常感歎地對我說:“奶奶是非常少有的女人,她為了自己的追求,拋家棄子都在所不惜。” 那年暑期奶奶離開後,我的爸爸只好住進北大學生宿舍由導生臨時照顧。到八月時,導生真的帶著三個小他十歲左右的表弟妹(我的爸爸和兩個姑姑)去山東鄒平探望奶奶,過了幾天鄉村生活。在鄒平鄉村,奶奶還特地在學校組織了一次集會,讓導生給當地學生介紹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學校主管梁漱溟教授不但沒有阻攔奶奶和導生的左派鼓動活動,還手持佛珠到奶奶的宿舍來拜訪年輕的北大學生劉導生。幾個月後,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實驗因戰局不穩而辦不下去了,奶奶只好又回到了北平。

那幾年奶奶頻繁地參加社會活動,工作謀生倒擺在了次要地位。她以自由職業為生,為兩個學校代課和在報上發表文章賺些生活費。可是三個孩子都長大,生活開銷越來越大,她的不穩定收入遠不夠家庭的支出,多虧重情義的爺爺一直給她提供穩定的經濟資助,才使她無後顧之憂地參與左派活動。

一九三六年十月,奶奶三姐的兒子朱本渭和奶奶大弟弟的小兒子、劉導生的親弟弟劉德振來到北平投奔奶奶,她安排兩個孩子進入成達中學做插班生。兩個孩子到了北平如魚得水,馬上就參加了劉導生領導的民先隊。

身為全國學聯主席的導生還承擔著調解各左派組織矛盾的責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國學聯為了調解全國各界救國會領導層出現的意見分歧,使不致影響領導集體的團結,我們約請全國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還有一個姓潘的(名字已經忘記)民主人士會面。本來我們的用意是調解糾紛,請大家交換意見,消除分歧,不料,章乃器和這位潘某在功德林佛教館的飯桌上,又因為抗日救國的主張有分歧而大吵大鬧起來。就在這天席散後的深夜,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為借口,把上述七人逮捕。”媒體發出消息,稱這七位左傾知識分子是“七君子”,呼籲營救他們,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也發表了《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領袖被捕聲明》,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後, “七君子” 才被釋放。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導生接到地下共產黨北方局的指示,要他立即從上海回北平籌辦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導生一回到北平便著手工作,在民先隊成立一周年之際,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至六日在北平舉行了民先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個地方的隊部,此時民先隊隊員已達六千多名。大會選舉產生了全國民先總隊部新的領導成員:清華大學學生李昌任總隊長,南開大學學生李哲人任組織部長(中共建政後曾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劉導生仍任總秘書長。

大會結束後,導生又得到共產黨北方局的任務,要他前往保定、石家莊、太原、西安、開封、鄭州六個城市去檢查和推動民先隊的工作。走前,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當時叫老魏,中共建政後任北京市共產黨委員會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在一家公寓約會導生。彭真對他說:“河南形勢很緊,不安全,你就不要去河南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導生先去了保定和石家莊檢查了當地民先隊及救國會的工作,然後又去了太原。他本想按照彭真的囑咐不去河南的開封和鄭州了,但他在太原接到民先總隊部組織部長李哲人的信,信中說鄭州新建立了民先隊,新生中學的教員劉聚五是個可靠的關系,最好去相見一面。導生未加思索,便去鄭州與劉聚五見面。沒想到,警方事先截獲了此信並在中間設了圈套。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早晨,導生剛住進鄭州的旅館,三個國民黨便衣特務便闖進來,一下子就把導生抓住了。

被捕當天,導生被押上火車送往開封,到開封的當晚即被關進了開封反省院,第二天早晨轉押關進了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由兩個武術學校的學生看守,準備作為要犯押解南京。

在河南省國民黨黨部二樓關押時,導生看到樓下有護士模樣的人走動,他問看守:“隔壁是不是醫院?”回答說:“是河南大學醫學院實習醫院。”以後每逢下樓吃飯導生都觀看周圍環境,他注意到關押他的房間的窗戶沒有鐵欄杆,上面有半圓氣窗,緊靠氣窗外有棵大樹。四月十日的半夜,導生趁看守熟睡之時,爬出氣窗順著大樹攀下跳到了河南大學醫學院實習醫院的院子裏。他連夜跑到河南民先隊的書記詹潤生家,換了衣服化了裝,當夜便乘火車逃回了北平。奶奶見到死裏逃生的侄兒心疼地不斷流淚,寡言刻板的導生平靜地說:“四姑,我已經回來了,還哭什麼。”

第二天,導生懷著逃脫的喜悅心情向北平的黨組織匯報他在各地視察工作的情況和他被捕又逃脫的經過,還向民先總隊部、華北各界救國會分別作了報告。沒想到,民先總隊部和華北各界救國會卻在當天先後通知他,說:“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你先不要工作了。”同時取消了他的黨籍。導生頓覺當頭一棒,共產黨不相信他了,他感到自己一下子成了“痛苦的孤雁”。他向黨組織苦苦申訴,要求組織及早查明情況,恢復他的黨籍和組織活動,但得不到任何結果。一心想做職業革命家的導生對共產主義的熱情和對共產黨的忠誠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現在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為恢復黨籍而努力。

他只好又回到學校,準備畢業論文。因為參加共產黨活動,他荒廢了兩年的學習時間,尤其第四年只上了五天課。為了能夠畢業,他的導師陶希聖教授讓他寫一篇關於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研究作為畢業論文。於是,他到北海西側的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分館)去埋頭讀了三天書,寫成了一篇論文交了卷,被評為七十五分,就算正式畢業了。

 

導生剛從北大畢業還不到一個月,“七七事變”爆發了。

 

 

 

 

四.  國難當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日軍便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第二十九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 蔣介石馬上致電二十九軍軍長、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和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 “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盧溝橋守軍第二一九團第三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那天正好是香山慈幼院校慶,學校招待食宿,歷屆畢業生和教職員工歡聚一堂。奶奶帶著兩個女兒也去了,她見到了許多老同事、老朋友,還見到老友熊希麟先生。與朋友久別重逢使奶奶興奮不已,到了下午還意猶未盡,她原想在學校住一夜,猶豫再三,還是回城了。當天夜裏,日本侵略軍炮轟蘆溝橋的消息就傳到了北平,全城為之震驚。奶奶那時在師大女附中做代課教員,第二天早上她趕到學校,看到女教師都在滿懷熱情地給二十九軍官兵做慰問袋。

當天,平津學生組織起了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的居民為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長辛店鐵路工人迅速在城牆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槍眼,以協助軍隊固守宛平城。各地民眾也紛紛組織社團,送來慰問信、慰勞品,華僑聯合會也從海外發來致電。

在全國民眾的熱情支援下,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見強攻一時難以得逞,便玩起“現地談判”的陰謀,想一面借談判壓中國方面就範,一面借談判爭取調兵遣將的時間。從七月九日到十九日雙方進行了十天的“現地談判”,達成了三次協議,但每次協議都被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盧溝橋故意開炮挑釁而破壞。“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麻痺了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的注意力,延緩了其部署兵力應戰的行動。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到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基本成功完成了作戰部署和調兵計劃,此時集結在平津的日軍已達六萬人以上。七月二十八日,一萬名日軍步兵,在一百餘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二十九軍的第一三二師、三十七師、三十八師發起全面攻擊。二十九軍駐南苑部隊約八千餘人為保衛北平浴血抵抗,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淪陷。

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起天津保衛戰,但遭日機空中猛烈轟炸。七月三十日,天津失守。

處於救亡興奮狀態、信心十足的北平百姓聽到北平和天津失守的消息後,皆陷於驚惶悲痛之中。人們沒有料到,平津抗戰只打了二十幾天就失敗了,北平市民的救亡熱情直落谷底。北平的一些文化人看到中國的國力、軍力如此嚴重不足,開始眾說紛紜,對中國的前途感到失望。北平市政府徹底癱瘓,暫時由地方維持會來維持社會秩序,日軍扶持的偽政權在緊鑼密鼓的組建中。

北平偽政府很快就成立起來,一些文人開始進入偽政權工作,我的爺爺也乘機進入偽政府,成為北平市新聞檢查所所長。直到後來爺爺犧牲,家裏人才知道,進入偽政府任職是他竊取日本軍事情報的掩護。小姑姑後來對我說,爺爺的行動與國民黨軍統對日方采取的情報行動有關。那麼,爺爺是什麼時候、怎樣接受國民黨的任務的?這個問題直到爺爺最後犧牲都是沒有暴露的秘密。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便展開全面侵略中國的大規模戰爭。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中日雙方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展開淞滬會戰,日本調兵三十萬,海陸空三軍齊上陣,且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蔣介石調兵七十萬應戰,但是武器落後力不從心,有些部隊竟然幾個人合用一支“漢陽造” 的步槍。經過三個月激戰,日軍最終於十一月十二日占領上海,中國國民革命軍只得向首都南京方向潰退。到年底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再進一步占領了南京,並在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到半年的時間,日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中共藉“七七”事變國難之機頻繁活動,在北平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日救援會。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導生的被捕問題已無從查清,黨籍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只好把黨籍的事情放在一邊接受了共產黨指派的分工,為北平各界抗日救援會訓練部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導生又被北平地下共產黨派往南京,去把已被國民政府解散的南京流亡同學會恢復起來。完成任務後,導生欲去山西太原工作,不料太原已於十一月九日失守,他便決定轉道去西安。剛趕到臨汾車站,就遇到地下共產黨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導生開門見山地向彭真請求恢復自己的黨籍,彭真要趕火車,匆忙告訴導生,一切去找李昌談。導生終於在臨汾找到了李昌,李昌說:“不要著急,先工作起來再說。”遂任命導生擔任民先總隊部宣傳部長。

一九三八年一月,臨汾頻臨戰爭危險,李昌要導生離開臨汾去民先總隊部武漢辦事處工作,并要他到武漢找中共中央長江局解決黨籍問題。一九三八年二月,導生到達武漢找到長江局,他們說,現在一時無法解決他的黨籍問題,他可以重新入黨。導生不願意重新入黨,因為那樣就會失去過去兩年的黨員資格。與長江局沒有談妥黨籍,他只得失望地離開。他在漢口找到華北各界救國會聯合會秘書長劉清揚,由她推薦進入國民革命軍六十九軍學兵隊,隨軍去了山東。

到山東三個月後,導生得知六十九軍還要在十月份調往河北,他便請了長假離開六十九軍去了中共山東分局。他是山東分局唯一的大學生,則被任命為《大眾日報》社社長,有了這份工作後,導生暫時安定了下來。

這時奶奶也在為自己和孩子們的前途擔憂。日軍占領北平的當月,她便召集三個兒女和兩個甥侄劉德振、朱本渭在家裏開了一次會,奶奶告訴孩子們當前的局勢,要他們作好離開北平去延安或晉察冀共產黨根據地的準備。奶奶計劃先安排我爸爸、劉德振、朱本渭三個男孩子去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爭取盡快離開北平。

但是,到走的那一天,十六歲的爸爸變卦了。

後來成為中共軍級軍官的劉德振叔叔告訴我:“走的那天你爸爸躺在床上死活不起來,裹在被子裡大喊,‘我不去延安,我要去黃埔軍校!’” 劉德振叔叔說:“那時我們從家鄉來的孩子土,聽四姑的話。你爸爸是北京長大的,淘氣任性不聽話,四姑又太寵他。我們拉他快跟我們走,他不聽,我們只好先走了,把他留在了北平。”

奶奶的侄子劉德振和外甥朱本渭一路艱辛跋涉了一個多月,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到達延安。朱本渭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後來在“皖南事變”時與國民革命軍交戰戰死。劉德振因為年齡小進入陝北公學第六隊,畢業後分配到延安中央警衛局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共產黨生日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嘉獎了劉德振等幾位中央警衛局的工作人員,毛澤東還提筆寫了題詞送給他們,這使年紀輕輕、剛進中央警衛局的劉德振受到極大的鼓舞。

此時共產黨的軍隊僅有兩萬多人,為了依賴國民政府的糧餉和物質資源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中共再次提出與國民黨合作,并與國民黨達成協議把共產黨的軍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共產黨的軍隊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兩個軍——八路軍和新四軍。新四軍駐守在中國南方一帶,八路軍駐守在中國西北的晉察冀地區,這兩個軍雖然屬於國民革命軍編制,吃國軍的糧餉,但卻駐守一方,與國軍的抗日主力部隊離心離德,一心擴充自己的力量。

 

兩個表哥去了延安後,留在北京上學的爸爸開始與爺爺來往。他放學後常去爺爺家請教書法、詩詞和修辭寫作。雖然爸爸對爺爺拋棄奶奶仍心有怨恨,但他佩服爺爺的文采和書法。那兩年,他在書法、詩詞、文章幾方面均得到爺爺的嚴格訓練。

 

                         

       

一九三七年,爸爸十六歲

 

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北平文化界人士紛紛南逃,奶奶的許多朋友都走了,房子、家俱都不要了。奶奶的朋友、北大教授李澄之(註八)在逃離北平前把他的有十幾間房的大四合院給了奶奶。另一名教授離開北平南逃前,把他家書房和客廳的家俱全送給了奶奶。奶奶就這麼一下子有了房產,還得到了一套滾輪牛皮沙發、四把圈椅、大寫字臺等高檔家俱。我爺爺那邊的朋友也紛紛南逃,爺爺家竟然一下子收到了五套沙發。

一九三七年底,奶奶搬進李澄之家第二天的半夜,李澄之的妹妹李昆源來了,她是北平女二中的校長,也是奶奶的朋友。奶奶以為她是來處理李澄之教授留下的東西的,沒想到她剛進門不久,突然外面響起一陣混亂急促的敲門聲,李昆源慌忙躲進院子西南角的廁所裏。奶奶馬上意識到身為中共地下黨的李昆源處境危險,便開門沉著地問門外的一夥人:“你們是幹什麼的?”回答說是女二中的,來找李昆源校長。奶奶說:“我們是剛搬來的,不認識你說的人。”這夥人不由分說地湧進來,然後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搜查,最後沒找到人,只好悻悻離去。

他們一走,奶奶馬上就給爺爺打電話,要他趕快來一趟。爺爺是個俠義之人,他二話沒說就坐著自己的包車來了。爺爺一見到李昆源,就果斷地讓她坐進自己的包車,並小心把包車的棉蓬廉關嚴使外面看不到裏面,然後爺爺跟著包車在初冬夜中走了四、五華里路回到家。到了爺爺家,李昆源就安全了。隨後,李昆源逃出了北平逃到了武漢。

李昆源逃到武漢三個月後,便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等人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一起組織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任保育会理事长。李昆源在同年四月擔任了漢口臨時保育院第一任院長。

李澄之的房子位於北平偏僻之處,自搜捕李昆源事件發生後,奶奶便不太放心自家的安全了,尤其矮牆外胡同裏的嘈雜人聲總是不斷傳進家中,使她感到不安。一天,麻痹大意的傭人李媽把一個生人讓進家中,還和生人在她住的西房聊天,聊天中間李媽去北房辦事,再回來後發現客人走了,自己的一大包新衣服也不翼而飛。這事使奶奶決定搬家。

當月,奶奶攜全家搬到西單繁華區的舍飯寺二十五號。這是個兩進的豪華住宅,兩扇紅漆門頗顯氣派。奶奶從來都是自立門戶,門外掛的戶主牌均寫自己的大名劉靜君。一天大姑姑在門外撿到一頁折疊的信紙,打開一看,抬頭名字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寫成的劉靜君三個字,內容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雖然英雄,但也要看情況。奶奶看到字條便明白,這是地下共產黨組織在暗中提醒自己注意安全。

南京失守後,日本逼迫國民黨政府投降。蔣介石表面敷衍日方,暗中調兵遣將。結果,一九三八年三月在臺兒莊一戰大勝日軍。七月,蔣介石任命薛岳將軍掛帥,在萬家嶺再次大勝日軍,這两次大勝使民心振奋,薛岳將軍也名聲大振。

南京保衛戰前,國民政府已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把軍事統帥部和政府的大部份都從重慶遷往武漢,武漢成為全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為了阻止日本機械化部隊進軍武漢,為了打好武漢保衛戰,在火燒眉毛的戰情下,國民革命軍不得不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水深只有兩尺,淹不死人,但能夠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花園口決堤後,日軍兩個軍的機械化部隊主力被截在開封三個月,國民革命軍不但爭取了喘息時間,還斷了兩路日軍的歸路,把他們全部殲滅在路上,為武漢保衛戰贏得了戰機和時間。

武漢保衛戰從一九三八年六月打到十月,鏊戰五個多月,日軍傷亡二十萬,國軍傷亡二十三萬。國民革命軍海軍的艦艇全部打光,艦船將士全部犧牲。日軍仗著優勢兵力,不顧慘重的死傷拼力逼近,最終奪得武漢。武漢保衛戰的總指揮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乘飛機最後一批撤離武漢,屆時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已基本轉移到中國的西南地區。

雖然中國失上海,又失南京,再失武漢,但是,國民革命軍的頑強抵抗使日方想在中國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沒有達到。武漢保衛戰後,中國戰爭局勢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此時,奶奶仍沒有離開北京,因為她在等待侄兒劉導生的消息。

自從導生於一九三七年離開北平後,奶奶就一直盼望著,只要侄兒導生在共產黨根據地安頓下來就會來接應她一家人離開北平。果然,一九三九年初,奶奶收到導生從山東寄來的一封短信。信中寫到:“侄兒在這裏生意做得不錯,興旺發達,希望姑母和表弟妹到這裏來一住。”奶奶收到這麼一封信,猶如喜從天降,她立刻回信表示願意馬上前往。導生再次回信告訴奶奶到山東濟南接頭的時間和住宿地點,他會屆時派人接應。

一九三九年春,奶奶帶著兩個女兒離開了北平,把家交給了我的十七歲的爸爸留守。

一到濟南,奶奶就按照導生的安排住進一個天主教堂。到了約好的時間,奶奶帶著兩個女兒去了接頭地點,等了一會兒卻沒有人來。有豐富地下聯絡經驗的奶奶馬上意識到劉導生派的接頭人出事了,她們立刻離開現場。教堂也不能久留了,兩天後她們返回了北平。後來導生告訴奶奶,他派去接頭的人發生意外,在那天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導生在山東沂蒙山區擔任《大眾日報》社長後,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再次請求中共山東分局恢復他的黨籍,山東分局共產黨書記郭洪濤仍建議導生重新入黨,導生再次拒絕此建議。一九四0年秋,郭洪濤帶導生去太行山找北方局談他的黨籍問題,見到北方局書記楊尚昆(中共建政後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致電山西的林楓了解導生的情況,林楓回電只說導生被捕前無問題,意思是他不能證明導生被捕後的情況。沒人能證明導生的清白,他的黨籍問題還是無法解決,導生再次失望而歸。

為恢復黨籍,導生從北平到天津、河南、湖北、山東直至太行山,四處奔波兩年,卻毫無結果。但他毫無怨言,仍不灰心。一九四一年日軍秋季大掃蕩後,導生又向山東分局統戰部長谷牧談起自己的黨籍問題,谷牧批評他不應拒絕重新入黨。導生心裏異常委屈,又想到現在的戰爭環境實在難以調查清楚他的被捕問題,如此長期沒有黨籍十分不便,幾經猶豫,只好同意重新入黨。但他仍不死心,一九四二年夏,中共華北局領導劉少奇來到山東,導生又向他提出恢復自己三五年的黨籍,劉少奇不能作主,便要導生寫信給豫皖蘇邊區黨委書記吳芝圃爭取幫助。可是,他的信發出後卻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

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建政後,導生到北平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再向新任國家副主席的劉少奇提請中央恢復自己一九三五年的黨籍,劉少奇答應交中央組織部辦理。一九五0年七月十五日,中央組織部反復調查後決定恢復導生一九三五年的黨員資格。經過整整十四年的周折,導生的黨籍問題終於得到解決。可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一九五五年五月又有人對他的被捕提出疑問。

當時導生正擔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青年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調閱了劉導生的有關檔案案卷,便親自啟程去開封反省院實地了解導生的被捕情況。胡耀邦可謂足夠認真負責,可是他卻搞錯了一個關鍵之處,他誤以為導生是從開封反省院逃脫的,而實際上導生是從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的二樓逃脫的。

胡耀邦看到開封反省院銅墻鐵壁,層層嚴密把守,犯人就是插翅也難逃。他開始對導生逃出虎口的說辭產生了懷疑,回到北京後他便決定對導生停職審查。

導生當時正作為團中央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參加江蘇代表團的小組討論,主持會議的上海市長柯慶施突然通知導生,中央組織部要他馬上去一趟,有要事。導生立即前往中央組織部,一進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第一書記安子文的辦公室,就見到安子文正和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交談。安子文劈頭就對導生嚴肅地說:“你寫的歷史材料態度不端正,要立即停職反省,重新認真交待。”這突然的指責使導生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從何說起。

導生回到宿舍,腦子像過電影一樣苦思冥想自己所寫的所有歷史材料,最後覺得安子文所指的歷史材料一定還是他交代的一九三七年被捕和逃脫的歷史,看來黨組織還是懷疑他。

導生回憶錄寫道:“胡耀邦同志主持召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批判會,對我進行面對面的批評幫助。焦點是要我交待清楚:一九三七年被捕後,是如何逃跑出來的;認為我寫的村料是胡編亂造。有同志說,你的歷史材料像是寫傳奇故事,而且說得很周密,簡直寫成福爾摩斯的小說。有的說,國民黨的監獄,像銅牆鐵壁,你怎麼可以逃得出來呢?還有人說,你不要自作聰明反被聰明誤,應對黨忠實,如此等等。”導生委屈地解釋說,他是從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後樓的一間空房子裏逃出的,胡耀邦這才意識到自己查看錯了地方。胡耀邦當即又指派了一位幹部再去開封實地查看,此人看了國民黨河南省黨部舊址的現場後向胡耀邦和中央組織部做了匯報,證實導生交代的情況屬實。

中央組織部專案組又花了一年的時間對導生的被捕和逃出作了調查。他們找到了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新舊交替的兩任書記長,又找到了當時看守導生的兩位武術學校學生,同時也找到導生逃出後借給導生衣服和車費的詹潤生,這些人作證所寫的情況與導生的交代完全吻合。專案組還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找到當時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發往中央黨部的兩封電報:一封是劉導生被捕後河南黨部邀功請賞的電報,說是已捕獲中共要犯劉導生;另一封電報是在劉導生逃出之後,河南國民黨黨部就其失職向南京總部請求處分的電報。這兩封電報的發現,使導生掙扎了十八年的疑案終於真相大白。

但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一來到,導生又因被捕問題再遭厄運。

 

香港《前哨》雜誌第七、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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