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用:太阳为云朵镶上了金边

太阳为云朵镶上了金边

汪成用


(一)

 我是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听说“邱生跳楼”这件事的。


 据目击者云隆讲,事情的起因是陆老师低声下气地求邱生交和声作业。他两眼发直,突然像打拳样地手舞足蹈,大叫一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迫害我”,便一把推开了窗子,动作之麻利令人措手不及。可凭我对邱生的认识,他实在不是个敢跳楼的人。话说到这儿,起初的惊吓已变成了“戏”该如何收场的悬念。


 “你揪住他了?”我问云隆。


 “我一手有菸一手有茶,腾不出手。”他一脸的无辜。


 “那陆老师呢?”


 “她吓得面如土色,嘴唇哆嗦,只会说,别,别……。要不是扶着钢琴,她非一屁股坐到地下去。”


 让人后怕的是,邱生如果真迈出去一条腿又没人拽住他,那岂不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可云隆却不以为然,胸有成竹地说,没事,万一他真跳,下面是乐器工厂的房顶,摔不死……


 至于邱生后来是如何下的台阶,云隆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暂从略。总之,跳也罢不跳也罢,邱生此壮举对我的直接打击是,说话耽误了功夫,食堂里只剩下三分钱一勺的“雪里红”咸菜。


(二)

 虽然“邱生跳楼”事件(未遂)听起来像出闹剧,却在本院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寻常的一笔,皆因此事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大气候”与“小气候”。


 一九七四年,我做梦般地从东北边陲的“下乡知青”成为一代“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怀着一腔久旱的求知饥渴,入学的第一天却被告知,我等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非仅“上大学”,而且要“管理大学”以致“改造大学”,时称“上管改”。现在想来,这一“使命”实在是肩负不得,因为无任何实际上的可操作性。既然教育已被资产阶级把持而需彻底改造,这学还怎么上得下去?入学前已在“文化宫”乐团里混过几年的云隆具有和我类似的背景,是被落实了政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对“管”与“改”很是缺乏底气。邱生则属“根红苗壮”,自然怀满了肩负历史使命的豪情。正巧又碰上了个陆老师,上海滩上资本家的大家闺秀。她待人处事唯唯诺诺,走路生怕踩了蚂蚁,说话轻声细语像蚊子,五、六十岁了,天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在横着走路的“工农兵学员”面前,不像在教书,倒是像被“监督劳动”。

(三)

 要是仅有个“大气候”倒也罢了,只要大会小会读报纸学“毛选”积极发言,外加认真学唱“革命样板戏”,陆老师们的日子大概也就不会太难。可偏偏又套上了个莫明其妙的“小气候”。


 屈指算来,“邱生跳楼”发生在两次让中国文化界既兴奋又费解的西方音乐的大举“入侵”之间,即,一九七三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与一九七九年小提琴家斯特恩的中国行。


 要是把所有资产阶级的鱼虾一网打尽,那将是个思路清晰手段果敢人民又行之有据的完美局面。可偏偏鱼网被撑开个比“全面封闭”略大的口子,放了几条鱼进来。国人闻到了腥味,但鱼却远不够吃。据说在北京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入场处,某女士因弄不到票而当众嚎啕大哭。说是此机会乃空前绝后,若进不去等于被终生剥夺了“批判资产阶级艺术”的权力。更能挑起人们冒险神经的是,撑大网口者,正是织网的党国自己。这便足以让众“井底之蛙”有了上窜下跳的□讲与丰富的想象力。人们在激动中小心翼翼地揣摩着哪条鱼可放进来,同时又具有最大的保险值。第一条使上下具有共识的可放进来的大鱼,是题为“命运”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不但是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重头曲目,更因此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尽管是“资产阶级”的,但毕竟是“革命”,具有语义上的可防御性。一时间,此曲成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外国“革命样板戏”。但凡演西方音乐,非“贝五” 莫属。


 费城乐团访华的六年之后,指挥家李德伦在与斯特恩谈起贝多芬时,曾严肃阐述了其“资产阶级革命性”之意义。可看来斯特恩却很是缺乏政治头脑,对此茫然并无言以对,以二者似乎“没什么关系”而终止了讨论。可见,西方人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并不见得比中国人深刻高明,国人切不可自卑而盲目崇拜洋人。


(四)

 这回,教和声的陆老师有事干了。校方认为,既然“贝五”可奏,那西方和声就欠缺被彻底枪毙的理由。但一定要在批判中学,教材则应全部使用“革命样板戏”。

“在批判中学”已具有走钢丝般的难度,而只能以“样板戏”为教材就更是逼人信口雌黄了。依稀记得,年近花甲笑容可掬的陆老师操着带上海腔的国语亲切地苦口婆心:毛主席教导说,要“洋为中用”。西方艺术固然腐朽,但用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创作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从属七和弦到主和弦的和声进行,表现了李玉和崇高的革命情怀……[1]


 尽管西方和声被有条件地松绑,但毕竟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教授时需格外谨慎,尤其是万不可“迫害”了邱生之辈。也难怪,邱生入学前不过写了几首群众歌曲。学五线谱已让他焦头烂额,钢琴课更使他痛苦不堪。尽管陆老师一次次为他个别辅导,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可邱生仍坚定地认为,“大鼻子”发明的所谓“和声”完全是自作多情,唯恐天下不乱,不“改”不足以平民愤。


 课堂的板凳还没坐热,陆老师刚讲完“序言”即被告知停课。取而代之的是“开门办学”,师生同上万吨轮“风云号”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船上都是些技术工种,非挑担子扛麻袋之类的活儿外人可插得上手,我们在那基本上是无所事事给人添乱。陆老师因见水就晕无法上船,同去的是另一和声老师杨教授。在船上我天天缠着杨老师改和声习题。当时我实在是不知深浅,其实此举对人对己都很危险。杨老师偷偷摸摸左顾右盼见缝插针地给我指点,活像“国统区”里浑身长眼的“地下工作者”。这一情节可能是我“工农兵学员”生涯中的唯一亮点,因为杨教授的小“千金”即是今天与我同舟的逢时。当时的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常常跟着杨老师到系里来玩。我对逢时最初的印象是她在作曲系的走廊里跳橡皮筋,或是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打乒乓球。据说杨教授曾兴奋地告诉家人,系里来了个偷作和声习题的“工农兵学员”,“普通话”讲得挺标准,小“千金”应好好向他学学。这一“引狼入室”的失误后来令杨教授“悔恨终身”。话说回来,我在上海期间杨教授始终对我不薄,直到发现我心怀“鬼胎”,另有企图……


 其实,“走钢丝”的老师们皆心照不宣地试探着官方与学员的容忍度,看走到哪一步能最大限度地鼓吹“资产阶级”艺术。尽管相当多的时候是对牛弹琴,但把肚子里的货色抖落出来也许是当老师的天生乐趣。


 另一个跳进“对牛弹琴”行列的,是大名鼎鼎的丁教授。文革后被尊称为“丁老”的丁教授当时人称“老丁”。文革初期还真没人敢叫他老丁。获此称谓已属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丁教授是个典型的乐天派,“靠边站”对他来说正好图个清闲。有了“以样板戏为教材”的教学纲领,校方决定由“老丁”为我们开配器课。丁教授手持一本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总谱,名为讲“乐器法”,实为说书般地细述该剧的情节。什么巴松表现了老四的愚笨,法国号表现了洪长青的健美,加弱音器的小号则表现南霸天的凶残[2],等等。不料课刚讲到吴清华用党旗捂着半个脸热泪盈眶,上面突然下了指示:所谓“以样板戏为教材”是指“京剧样板戏”,舞剧并不在教材之列。丁教授这下傻了眼。因不懂“西皮二黄”,让他讲京剧实在是强人所难。配器课因此只上了半个学期便草草了事。


我估计,这一指示的下达与亲自写京剧“样板戏”唱腔的于会咏走红必有关联。“老于”本是作曲系一普通教师,我入学时他已飞黄腾达,长驻北京。记得有一次他前呼后拥地回了趟母校。“老丁”们排长队等他接见,我们则只有百米之外看热闹的份儿。


 当时的丁教授刚被“解放”不久,我初入学时还曾赶上批斗老师的尾声。记忆中,作曲系最后还剩下两三个“顽固不化”者,“帽子”被握在群众手中。其中最为死硬的是教作曲的刘老师。他的罪行可罗列若干,仅能记住的一条是,攻击“革命样板戏”。刘老师曾写过多首风行一时的歌曲,其中以“一定要解放台湾”最为著名,曾传遍大街小巷,激励了同仇敌忾的亿万人民。但他的功绩丝毫抵消不了他的罪行,被勒令每天半天写检查,半天“深挖洞”[3]。他的“死硬”表现于公然以“装傻”对抗党与群众。叫他谈对“样板戏”的认识,他却头头是道地在全系大会上分析“黄河”钢琴协奏曲[4]的和声复调与曲式结构,过了把讲课瘾。我在该“批判会”上所学到的作曲理论,恐怕不亚于“老丁”半个学期的神侃“红色娘子军”。刘老师因“态度恶劣”激起“公愤”,此学术含金量极高的“批判会”遂以校方的怒发冲冠而告终。


(五)

 在信息网络化的今天,有人把“SQ”,即“搜商”,与“IQ”和“EQ”并列为人的重要智力指标之一。“搜商”高的,凡事“人肉搜索”一番,任何旮旯里的陈芝麻烂谷子全能给你搜出来晒太阳,比如中国荣获奥运金牌的女子体操队成员的年龄。


 让人吃惊的是,三十几年前的国人本连电脑也没见过,但其“搜商”却足以让当代人望尘莫及。不知是哪位高手居然搜出了一张具考古价值的邮票,票面上是“伟大导师”列宁手托着下巴听贝多芬的“热情”钢琴奏鸣曲。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非同小可,定是又一条大鱼将被放生的根据。喜讯传来,好事者奔走相告。钢琴系的李教授一时竟有些趾高气扬,背着手迈起了四方步。于是,钢琴系的学生们一股脑儿练起了“热情”奏鸣曲。“命运”有“热情”作伴,活像一对误入灾区的难兄难弟。

 至于邮票上的列宁说了点什么则没人理会,或没人敢提。殊不知,列宁偏爱此曲虽然不假,但这个把世界搅得昏天黑地的“革命家”却不敢常听“热情”,担心如此“精彩永恒”的音乐会使他在革命中踌躇不前,对敌怜悯。好在绘画只提供形像思维,“灾民”们当然只取其所需。把列宁托下巴的邮票贴在琴上,就像有了驱鬼神的护身符保驾,你就可尽管放心地狂练“热情”。


 该曲的被“解放”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钢琴名曲当时皆为禁区,不可染指。记得“黄毛丫头”逢时来系里玩时,“大哥哥”“大姐姐”们总要软硬兼施逼她弹琴,以作为打乒乓球或把橡皮筋从走廊的一头拉到另一头的“门槛费”。杨教授虽然对外一本正经,可关起门来教女儿弹的全是西方古典。小逢时那时即已懂得弹琴也要“内外有别”,因此每每坐在钢琴前发愁,苦于没有可弹的曲目。最后不得已总是以一首“采茶捕蝶”交差了事。其实,此曲并不见得安全多少。西方音乐若为“资”,传统民歌则为“封”。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个年月里从小女孩指尖流出的福建民歌如沙漠中的一滴清泉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顺便一提,“工农兵学员”钢琴教材的第一课即为“东方红”,斗大的音符两三行,单手弹旋律。当时有一流行说法,“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我们好歹已过了牙牙学语的年龄,以“东方红”为钢琴入门恐怕是“从小热爱领袖”的最后机会。入学仅一年,诸学员的钢琴进展令人刮目。期末演奏会上,所有人皆左右手并用。曲目也超越了“样板戏”而呈“多元”,有“纺织女工心向党”,“火车向着韶山跑”等。最后,钢琴老师葛教授在大家的请求下演奏了一曲高难度的“社员挑河泥”[5],激起热烈掌声。


(六)

 其实,那个年月手捧“红宝书”口中念念有词外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国民个个是党的婴孩,牙牙学语永远不会为时过晚。可谓“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犯傻不分老幼”。


(七)

 在中国人所熟知的西方作曲家中,柴可夫斯基恐怕是倒数第N名被“解放”的。就像刘老师等顽固分子,一直被挂到文革的最后一刻仍在风干。曾有耳闻,说老柴的音乐可批判地有限开放,可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希望泡汤。怪只怪他自己。不像贝多芬的早期浪漫派,老柴实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沾不上什么边。好不容易勉强找出个“1812序曲”有可圈点之处,不幸又被美国国庆放礼炮占用。更何况他的音乐过于“肉感”,很难让人“坐怀不乱”。因此,“命运”“热情”已招摇过市,老柴的音乐却始终没被解禁。这下瘸了老贝。“金鸡独立”成不了气候,即便戴上“样板戏”的桂冠也孤掌难鸣。对老柴的严厉确有根据。“十月革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变修,很可能从“列宁在十月”[6]里造反的士兵们大大咧咧地观赏“天鹅湖”时便种下了祸根。


 我当时对柴可夫斯基的印象并非来自音乐,却是来自言传。先是听留学苏联的哥哥讲,苏联老百姓听他的“悲殇”交响曲常泪如雨下。后来云隆又悄悄告诉我,老柴与梅克夫人变态的“精神恋爱”很可能源于他有点骇人听闻的同性恋!讨论的话题很快转向了同性恋究竟如何“恋”。在那个就连异性恋都不能随便“恋”的年代,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头皮发麻。


 “开门办学”结束后的一个傍晚,我走过闹哄哄的四楼走廊时正碰上从琴房出来的云隆。他二话不说一把将我拽进房间,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敢听点禁的吗?”他压低了嗓门。


 “不敢?中国人死都不怕……”[7]


 云隆一声不吭,顺手拉过一张小桌子跳了上去。他先是打开门上的气窗伸头观望确定外面没人走过,然后便把大半个身子伸出了窗外。一阵忙活之后他缩了进来,自信地说:


 “万无一失。我把门从外面反锁了。记住,万一有人叫门千万别出声!”


 不足八平方米的琴房里顿时充满了作案的气氛。


 轻手轻脚关好了窗户,他才从抽屉里摸出了一盘录音带,显得神秘又郑重:


“老柴。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是一次残冬里的精神启蒙。一次前所未有的震撼,实无法以“震撼”来形容。


 楼上楼下前后左右,从每一个张嘴的窗口里铺天盖地泼出来的,是阵阵“化腐朽为神奇”的高分贝高频率的声带震动。“四面赞歌”之中,我顿然悟得了什么才叫“音乐”。桌上的“作案工具”,一台像铁疙瘩样重的国产601单声道录音机的音量被拧到最小,我俩把头凑近,贪婪地咀嚼着每一个音符。云隆边听边喃喃自语:


 “……劳伦斯神父主题……单簧管和大管,就是表现老四的那个巴松……家族械斗,刀光剑影,……啊!这是爱情主题,什么乐器?声音很特别。可能是英国管。”


 英国人先创造了个莎士比亚,再造个管子表现他书里的人。


 “怎么听不出从属七和弦到主和弦的和声进行?”


 “那得留着给李玉和用……听,爱情主题再现……高潮,乐队全奏。”


 “弦乐中好像有金属声?”


 “那是长笛重复第一提琴的旋律。”


 云隆抬起头,遥望着黄昏中遮盖了太阳的云海。他的目光散乱,嘴唇随乐曲的起伏蠕动。“……长笛重复第一提琴的旋律……弦乐中的金属声……”


 桌上的那个“铁疙瘩”激动得随定音鼓颤抖。走廊里忽传来一花腔男高音声撕力竭的吼声:


 “共产党──员……”[8]


 我不觉随他向窗外望去。


 ……弦乐中的金属声……长笛重复第一提琴的旋律。


 “看什么呢?云隆?”


 ……弦乐中的金属声,第一提琴的旋律……


 摹然间,他的眼圈有点发红。 


 “你看,──太阳为云朵镶上了金边。”


(八)
 
 四年后的斯特恩访华给“邱生跳楼”化上了句点。“烫土豆”般的“工农兵学员”终于在同年被打发出了校门,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得益于从“开门办学”时便偷作和声习题的“不知深浅”,且不时“闭门作案”,我总算甩掉了定语“工农兵”,成了研究生班的学员。


 亲历了斯特恩在上海的教学演出,我居然作为“群众甲”在历史文献影片“从毛到莫扎特”中跑了个龙套,是为佐证,也似鸿雁在逃离荒野的腾飞中落下的一片羽毛。之后的中国是否果真从“毛”到了“莫扎特”暂且不说,斯特恩的访问起码为人文贫瘠的国度带来了令人神往的契机。影片中的李德伦精神抖擞。在那个仍被称为“老李”的年头,他艰难地为推广古典音乐奔走呼号,恐怕不讲点“资产阶级革命性”之类的官话就更寸步难行。如今,两位卓越的中西音乐家均已作古。而他们三十年前共同在百废待兴中的耕云播雨,则湿绿了一片乾裂的土地,最终消融了那个贝多芬“孤掌难鸣”的冰霜年代。

(九)

 待我留校任教,当年的“黄毛丫头”转眼已成作曲系的“清汤挂面”小女生。“普通话”到底学了多少,天知道。而她在我给她改和声习题时一脸的不以为然却常让我一愁莫展,直至今日。


          二○○九年二月
           芝加哥


[注]
[1]李玉和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主角。
[2]老四、洪长青、南霸天,及下句的吴清华皆为“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人物。
[3]毛泽东在1972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导致全国处处挖“防空洞”。

[4]“黄河”钢琴协奏曲为“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
[5] 均为“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6] “文革”中少数的几个外国电影之一。
[7] 毛泽东语录中的一句。
[8]“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一著名唱段的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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