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作品《乱世迷途》第五、六章节选

 

香港《前哨》杂誌九月号登载三妹作品《乱世迷途》第五、六章节选,全文见下。

 

 

五.  爺爺犧牲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0年)

 

與導生接頭失敗回到北平後,奶奶便接受了共產黨的重要任務——在自己家再次建立共產黨地下聯絡站。日軍占領北平後,北平有錢有關系的知識界人士紛紛南逃,年輕學生也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抉擇。共產黨需要設立聯絡站把北平的左派學生和藥品送到共產黨根據地,於是北平共產黨決定再次啟用奶奶家作為输送学生和药品的地下聯絡站,同时可以利用爺爺的偽政府官員身份作掩護。

舍飯寺二十五號奶奶家的紅漆大門外掛的戶主牌改為:“戶主:李德平。職業:北平市新聞檢查所所長。”聯絡站的單線接頭人是平西挺進軍宣傳部長楊春圃(註九)。

奶奶第一次與楊春圃接頭的地點是北海五龍亭茶座。接頭那天,奶奶手拿報紙,身穿紫色綢夾袍,帶著兩個女兒按時來到接頭地點。到了五龍亭茶座,她發現預期應該在茶座看報的男人沒到,正猶豫時,一個男人走上前來招呼道 “劉先生”,奶奶明白他是自己人楊春圃。倆人像老朋友一樣邊走邊談,信步走出五龍亭。楊春圃告訴奶奶,一九三一年底他曾在她家參加過共產黨會議,但是奶奶卻記不得他了。

以後楊春圃成了奶奶家的常客。他經常下午來,頭戴黑尼禮帽,身穿黑尼大衣,每次都直接進入北房小客廳。

奶奶家的聯絡站開始活動後,在一年內就先後從北平送走了八十多位年輕的左派學生和大量的藥品。在這期間,奶奶的两家邻居——曲家和閔家——給了奶奶許多幫助和掩護。曲家主人是個寡婦,外號叫曲大寡婦,她是唯一一個不属於文化界卻與奶奶極為親近的朋友。閔家主人是留學日本的富家子弟,叫閩仲武,他欣賞奶奶的文筆而成為奶奶的好友。

曲大寡婦帶著獨生女兒在西便門外開大糞場。她雇了一批從山東來的掏糞工到各家各戶的廁所掏糞,一方面賺取服務費,一方面把掏來的大糞曬成糞乾賣給農民做肥料。這是個兩頭賺錢、一本萬利的營生。

曲大寡婦後來在工人中選了一個老實能幹又有點文化的霍姓年輕人幫她打理生意和管賬。霍先生是江蘇豐縣人,和奶奶認了老鄉,他又把奶奶介紹給曲大寡婦。霍先生生意上裏裏外外一把好手,幫曲家發了財,蓋起明堂瓦舍,使曲大寡婦成為這一帶有名的富人。曲大寡婦的女兒曲大姑娘是個嬌生慣養的獨生女,直到二十六、七歲時才物色到一個華北大學的大學生結了婚。

曲大寡婦把奶奶看成有文化、能通官場、遇到大事兒可以幫上忙的上等人。可是,自她認識奶奶以後,曲家一直也沒遇到需要奶奶幫忙去通官場的大事兒,反倒都是曲大寡婦這位誠心的朋友在幫奶奶。

奶奶和導生經常把一些秘密文件報刊送到曲家保存,還把一些因搞共產黨地下活動遇到危險的朋友藏在曲家。曲家知道其中的危險,但從不拒絕,每次都是一絲不苟地完成奶奶托付的事情。我的小姑姑在一九四九年作為中共的第一批接收人員進北平城時,到曲家取回了奶奶托付給曲家的物件,她驚奇地發現,所有物件和文字資料都完好無缺。那時曲老太太已經過世,曲大姑娘被丈夫遺棄,回到了娘家,霍先生還健在,成了曲家唯一管事的人。

閩家主人閩仲武是四川成都人,他在清末民初帶著妻子和女兒到日本官費留學多年,回國後,始終找不到工作。他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闊親戚資助,闊親戚中有的是鹽業巨富,有的是銀行老板。閩太太每次向闊親戚求助,都請奶奶代筆寫信。闊親戚回信說,就沖著寫信人這麼好的文筆也不能不資助閩仲武。閩仲武的大兒子叫閩步瀛,長我爸爸兩歲,倆人從小一起玩鬧長大。一九三六年,閩步瀛受到鄰居大學生的影響參加了共產黨,“七七”事變前即去了山西共產黨根據地。日本投降後他被共產黨組織派遣回北平搞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後,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

奶奶遵照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規定,通過讀書會等活動挑選合格的左派青年送往中共的晉察冀根據地。出走的學生先要把行李留在奶奶家,人先走,行李再由北平地下共產黨交通員運送出城。奶奶家南房總是堆放著大堆的行李和藥品,一批運走,又一批進來,從未間斷過。這麼多的行李和藥品極易招人懷疑,幸虧日本兵從來沒來搜查過。運送的青年學生中還包括後來在八十年代成為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爸爸後來到晉察冀根據地時曾與韓旭同睡一個炕,閑聊之中,韓敘才知道送他到晉察冀根據地的那個北平地下聯絡站竟是我爸爸的家。韓敘告訴爸爸,他認識的許多北平學生都是通過這個聯絡站來晉察冀根據地的。

一九三九年奶奶家發生了幾件大事,它們改變了奶奶的生活方向。

奶奶和爺爺由於有共同的孩子,倆人又都喜愛祖奶奶,所以分居幾年後又恢復了來往。但是,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卻隨著時局的複雜而越來越水火不容,倆人之間的爭吵反倒比離婚前更為激烈。

一九三九年一月除夕那天,奶奶帶著兩個女兒去爺爺家看望祖奶奶,並準備在爺爺家一同過除夕夜,沒想到倆人又因為政治觀點不和而大吵起來。爺爺指著奶奶大聲喊:“你侄子劉導生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 那時共產黨名聲不好,被看作恐怖暴力的化身,受人歧視。姨太太小香是個厚道的好人,她生怕外面有人聽見,極力制止爺爺喊叫,試圖從中勸和、平息雙方的怒氣。

在中國國力遠遠弱於日本國力的情況下,如何抗日已成了眾說紛紜、毫無定論的話題。爺爺站在國民黨一邊,認為國民黨才是真抗日,而奶奶卻站在共產黨一邊認為共產黨才是真抗日。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永遠爭論不休也爭論不清。

汪精衛的和平救國主張成為當時最盛的爭論話題,反對的呼聲很高,民眾罵他是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全然不顧反對的呼聲,一意孤行地籌組“和平救國軍”。一九三九年五月後,“和平救國軍”在華東、中原一帶的日本占領區相繼成立,為汪精衛來年在南京另立親日政府鳴鑼開道。

爺爺又藉此機會加入了和平救國軍。他辭掉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的職務,於一九三九年五月離開北平去了河南開封府任豫州和平救國軍司令部秘書長。他的行動是配合國民政府軍統頭目戴笠發起的對日情報戰,直接受國民黨軍統河南情報站領導。雖在開封上任,爺爺家仍留在北平,祖奶奶、爺爺的姨太太小香和姐姐李亞蘭都還住在北平。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爺爺從開封來到北平與奶奶談判,要把他們唯一的兒子——我的爸爸——帶走。爺爺開誠布公地告訴奶奶,他要送兒子去黃埔軍校,參加抗日。

奶奶聽了爺爺的要求後,大怒,把茶杯狠力擲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喊:“十八年了,你管兒子什麼了?!你現在倒來要兒子了?!”

爺爺吵不過奶奶,只是平靜地說:“以前我是沒有管過兒子,但是現在我要管他,送他去黃埔軍校,走抗日的路。至於兒子跟誰走,讓小共自己決定。”

當時,我的爸爸和兩個姑姑都在場。十八歲的爸爸面對著窗戶站著,痛苦萬分,不停地流淚。

屋子裏靜極了,爺爺和奶奶都在等兒子的決定。爸爸終於轉過身,淚流滿面地對奶奶說:“娘,還是聽父親的安排吧!”

奶奶萬萬沒想到,自己溺愛至極的兒子竟在這時“背叛”了自己。爸爸也知道自己的決定會傷娘的心,但他太想去黃埔軍校了。

爺爺帶爸爸走了。他們先一起回開封府爺爺家,然後爸爸再帶著爺爺的推薦信去黃埔軍校。爸爸從小就嚮往軍旅生涯,他小時候,家附近練兵場總是傳來嘹亮的北洋軍軍歌,令他心情激蕩:“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阪坡上逞英雄。還有那張翼德,他在那橋上吼,噼哩啪啦響兩聲,大炮轟隆隆,喝退那百萬兵。”

一九三九年時,黃埔軍校已經擴大為九個分校,分佈在中國不同的省份和城市。首建於廣州的黃埔軍校改為第四分校,而我爸爸要去的是黃埔第七分校 —— 西安分校。西安黃埔分校是當時九個分校中最大的分校,校址原設在天水,後移到西安王曲,西安分校主任由國民革命軍軍長胡宗南兼任。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西安分校共畢業學員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七人,是培育軍官最多的黃埔分校。

爺爺和爸爸前腳走沒幾天,後腳緊跟著,奶奶的摯友赫洵的朋友黃紹岩小姐突然來了。黃紹岩小姐告訴奶奶,赫洵身陷囹圄,正在準備越獄,希望奶奶能在北平接應。赫洵在三十年代初曾與奶奶在北平一起搞共產黨地下活動,一九三三年四月還與奶奶一起組織了為李大釗教授送殯的活動,從那以後他們就斷了聯系。

黃紹岩小姐還告訴奶奶,一九三三年年中時,北平地下共產黨組織遭到政府鎮壓而停止了活動,赫洵和妻子何怡平只得從北平回到哈爾濱居住,赫洵在哈爾濱私立學校大陸中學找到教書職業。教書期間,赫洵經常向學生宣講抗日道理,並自行成立抗日組織。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發動了大搜捕,赫洵被人告發而入獄,酷刑之下沒有口供被判無期徒刑。獄中還有一個叫于樹功的老共產黨員,他是一九三一年被蘇聯共產國際派回中國時被捕入獄的,也被判無期徒刑。赫洵和于樹功倆人以抗日道理影響了年輕獄醫趙紹先,趙表示願意幫助他們出逃。赫洵家是大地主,赫洵想讓家裏用巨款來贖他。獄醫趙紹先說:“不能把這些錢給狗日的!我帶你們出去!”

獄醫趙紹先剛被晉升為看守長,又是新婚燕爾,雙喜臨門。但是,事到見義勇為時,年輕血性的趙紹先甘願冒生命危險,幫助赫洵和于樹功越獄,並一起出逃。

他們商定好後,趙紹先立即找到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告訴她越獄計劃,並讓何怡平通知奶奶,如果越獄成功,第一個投奔之處就是北平劉靜君家。何怡平馬上找到赫洵的朋友黃紹岩小姐,要她去通知奶奶他們在東北這邊的越獄計劃。

奶奶得知消息後,考慮到赫洵幾個人的情況複雜,須經楊春圃的批準才可接應他們,可她擔心楊春圃會不同意。果然,楊春圃聽了奶奶匯報的情況後,馬上就表示不同意。他不信任地說:“偽滿統治嚴密得象鐵桶一樣,監獄看管得那麼嚴,怎麼可能越獄逃跑?如果他們有問題,我們接待了他們,就可能給黨組織造成損失。”奶奶態度強硬地說,她愿用身家性命擔保赫洵。她堅持要救應赫洵等人,執意要求楊春圃批准她的要求,並要求楊春圃保證把赫洵一行送到共產黨根據地。楊春圃看到奶奶這麼堅決,只好同意奶奶的要求。

奶奶一得到批准就立即通知黃紹岩小姐,黃小姐又通知哈爾濱的趙紹先醫官馬上采取行動。一個星期天,趙紹先醫官點了兩個犯人赫洵和于樹功做勞力,去各監獄官家裏殺蟲子消毒。無期徒刑的犯人服勞役是獄中常規,他們去監獄官家裏殺蟲子絕不會引起懷疑。

趙醫官在前領路,赫洵和于樹功兩人提著裝滿消毒液的桶,跟在後面走出了監獄。一出監獄,他們三人就直奔火車站。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已等在那裏,把準備好的路費、洗漱用具、西服皮鞋一人一份交到每人手中,並口頭告知他們奶奶家的地址,要他們牢記住。三個人立刻走進廁所,刮胡子洗臉,換衣服,然後西服革履地走了出來。為防敵人抓獲,三人決定分頭走,趙紹先上了開往山海關的火車,赫洵去朋友處躲了起來,于樹功則走得不知去向。

日本人很快發現趙醫官和兩個無期徒刑犯人不見了,當即全城搜查,並印發了通緝令,貼在各個路口。趙紹先走得快,在通緝令發出之前已經到了山海關。到了山海關就像在兩個國家的邊界,關外是“滿洲國”,關內是中國華北。趙醫官一到山海關就給北平等待的黃紹岩小姐發了封信,通報越獄成功,讓黃小姐到北平火車站接人。赫洵的妻子何怡平也給奶奶發了一張明信片,信上字跡娟秀,說是二姐的病已經好了,現在出院了,想到姑母那裏療養一下。

趙紹先一到,奶奶就把他送到西便門外的曲家糞場安頓下來,日本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那個偏僻的曬大糞的場子裏會藏著被通緝的要犯。趙紹先在糞場住了一段時間後,奶奶擔心時間長了會引人注意,又把他轉移到朋友閩仲武家的香山別墅去了。

赫洵在深秋時也來到奶奶家。他在監獄裏受盡酷刑拷打,身體垮了,需要調養,而且他能不能去共產黨根據地,還需要由楊春圃審查決定。大姑姑在她的回憶錄中記述了赫洵寫審查材料的情景:“赫洵住在我家接受楊春圃的審查,他每天深夜坐在大寫字臺前,把臺燈壓得低低的,在燈罩上蓋著報紙,只留出一點亮供他寫材料。他用特別小的字書寫他在東北的情況,特別是他被捕後受到敵人拷問的情況,以及越獄逃跑的經過,每天寫一部分。第二天下午,楊春圃來的時候,娘就讓我去拿赫哥寫的材料,送到北屋交給楊春圃,我也順便溜一眼。赫洵呆在南屋,楊春圃在北屋,他們是不見面的,因為審查還沒有通過。楊春圃每天看完材料就銷毀了,幾天後,全部材料都寫完,初步審查就算通過了。赫洵被請到北屋和楊春圃見面,他們本來就認識,赫洵原來是北平市共產黨外圍組織赤色互濟會的秘書,楊春圃抗戰前一直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帶做共產黨地下工作。”

奶奶還安排赫洵與獄醫趙紹先在西單十字路口西邊的一個雜貨店秘密見了一次面,互報平安。然後她又把趙紹先再次轉移到比較高級的花園飯店裏住。花園飯店裡的房客大多是日本官員,趙紹先會說流利的日語,在日本人鼻子底下住更安全。

最近,我在互聯網上竟很容易搜索到赫洵越獄事件的詳細報導,在此引用其中一篇名為“吉林監獄越獄事件”報導的開頭和結尾。

開頭:“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偽《大同報》披露一條驚人的消息:吉林省第一模範監獄的兩名在押‘政治犯’越獄脫逃。這個爆炸性新聞轟動了全東北,偽吉林省警務廳連發三道十萬火急的‘通緝令’,吉林省城的警、憲、特傾巢出動進行大搜捕,結果一無所獲。”

結尾:“後來,趙、赫、何三人輾轉到達目的地北平,而于樹功卻流落到西安遼源煤礦,隱姓埋名,成了一名礦工……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後,趙紹先、赫洵被共產黨組織派回東北工作。趙紹先改名為趙公民,曾任永南縣縣長,中共建政後任吉林省衛生廳副廳長,一九六七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赫洵曾任吉林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一九八四年病故。于樹功後來回到北平,一九五0年重新入黨,曾任北京市文物考察隊隊長,一九八五年病逝。”

赫洵和黃紹岩小姐在奶奶家還陷入了短暫的熱戀。他們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就認識,那時他們同在北平上學,又一同參與赤色互濟會的活動。當時,黃小姐是有名的美人,有許多崇拜者,她卻只愛已與何怡平結婚的赫洵。何怡平知道後請求黃小姐不要把赫洵從她身邊奪走,黃小姐鄭重地答應了何的請求。可是在赫洵經歷了生死大難倆人又在我奶奶家重聚之時,雙方的感情一發不可收拾,這段刻骨銘心的短暫愛情令他們終生難忘。奶奶卻對赫洵這次動情頗有微詞,她認為赫洵有妻子又移情黃小姐,真是不應該。

黃紹岩小姐也向楊春圃要求去共產黨根據地。她告訴楊春圃自己曾被捕入獄,她的母親替她在報紙上登了悔過書才出的獄。為了考驗黃紹岩小姐,楊春圃交給她一項艱難任務:把共產黨一筆巨額活動經費帶到哈爾濱交給東北抗日聯軍在日本占領區的地下聯絡站。可是,山海關外是偽滿洲國,用的是偽滿的鈔票,山海關內是中國華北,用的是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聯銀票,如何把這麼一大筆聯銀票兌換成偽滿幣成了極大的難題。

另外,一個年輕女子帶著一手提箱數目巨大的款項上路,還要通過許多路檢,別說進山海關,就連北平城內的普通路口都出不去。黃紹岩小姐想讓當時只有十五歲的我的小姑姑與她同行,做個掩護,奶奶猶豫再三沒有同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黃小姐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四十年後,楊春圃見到大姑姑時還說黃紹岩小姐那次任務完成得很好。當時奶奶怎麼也想不出黃小姐是如何完成這項任務的,嚴格的黨組織紀律也不允許她多問。

直到六十多年後的二00四年,黃小姐才有機會告訴大姑姑實情。原來,她在北平有一位有錢人家出身的好友,這位好友家在哈爾濱,家裏經常給她往北平寄錢。了解到這點,黃紹岩就把這一箱子聯銀票交給好友驗收,讓好友寫一封親筆信,待黃小姐到哈爾濱時憑信去好友家支取金額相等的偽滿幣。黃小姐既不用冒去銀行兌換巨款的風險,也不用冒隨身攜帶巨款的風險,就順利地把偽滿幣送到了東北抗日聯軍在敵占區哈爾濱的地下聯絡站手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趙紹先和赫洵、黃紹岩先後去了河北一帶的共產黨根據地。由於赫洵有過被捕入獄的可疑經歷,還要接受共產黨組織的考驗,被送到河北根據地最艱苦的地區去了。黃紹岩小姐去了華北聯大學習。趙紹先獄醫成為晉察冀根據地八路軍的軍醫,以後他又被送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學習。中共建政後,趙紹先和赫洵兩家結成兒女親家,以紀念他們的生死之交。

赫洵一行剛走,奶奶的二弟劉爾孟帶著長子劉源來了,他要把十二歲的劉源托付給奶奶撫養。奶奶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把劉源當成了自己的親兒子。劉爾孟與張清茹結婚十七年後才生下長子劉源,不幸妻子生產時染上產褥熱撒手人寰。在兒子劉源兩歲時,三十六歲的劉爾孟與一位小自己十二歲的、不識字的譚姓家鄉姑娘再婚。婚後,生下長女劉迎秋和二子劉文德。此時奶奶的大弟弟劉爾靜已在幾年前病死,他的兩個兒子劉導生和劉德振早已離開家鄉跟隨奶奶走上了共產革命路,劉小營老家只剩下奶奶的二弟劉爾孟一家人,“四大門”家族徹底沒落了。

半個月後,奶奶又決定把我的兩個姑姑也送到河北的共產黨根據地去。楊春圃告訴她們,著名作家成仿吾(中共建政後任人民大學校長)從延安選拔了一批出色的、有正式學歷文憑的知識分子,從延安長途行軍來到晉察冀根據地,在晉察冀建立了華北聯合大學 (簡稱華北聯大)。這個消息吸引了奶奶和兩個姑姑,奶奶立刻決定送兩個女兒去華北聯大上學,並定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成行。

臨走的前一天,兩個姑姑先去西單商場與地下交通員郇宇見了個面。那時,大姑姑的慢性中耳炎一直反反復復,導致左耳朵後面形成一個流膿的瘺管,要貼上橡皮膏蓋住瘺管。走的那天,奶奶給大姑姑帶上一卷粘耳朵瘺管用的橡皮膏,並交給大姑姑一個爺爺當年定做的三錢重的赤金結婚戒指,又給了小姑姑一個白金戒指,還在每人棉袍口袋裏裝了五十元聯銀票,用別針別住。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奶奶按照約定的時間把兩個姑姑送到西單的面包房前,看著兩個女兒上了去西直門的公交車,交通員郇宇也上了同一輛車,同行的還有兩個女學生,車中還坐著一個手持上了刺刀步槍的日本軍人。郇宇上車後,假裝與安若姑姑她們不認識,大家一聲不吭一直坐到西直門終點站。下車後,郇宇帶著四個女孩子走了近兩個小時走到了一個叫青水尖的村子,進了一個人家,主人熱情地叫郇宇“老叔”。在這家吃了晚飯,天黑以後,郇宇帶著四個女孩子上了妙峰山。

兩個姑姑從來沒有爬過這麼高的山,又穿著棉袍,棉袍外面罩著尼大衣,走了沒多久就都氣喘吁吁、大汗淋淋,累得躺在了地上。郇宇連催帶嚇唬,說,天一亮日本人就出來巡邏了,再不趕快走就走不成了。就這樣,四個女孩子極為艱難費力地爬到妙峰山山頂一個叫大風口的地方,從大風口又下到半山腰,進了一戶人家。這家主人叫鮑鳳亭,他家是去共產黨根據地的必經之地,也是共產黨的一個聯絡站和招待所。他們在鮑鳳亭家住下過夜,次日繼續下山往西走就到了共產黨的占領區。到了那裡,她們都被安排在共產黨華北聯合大學上學。那年,我的大姑姑十七歲,小姑姑十五歲。    

送走兩個女兒,奶奶沒哭也沒難過。她和身邊的侄子劉源、僕人李媽、李媽的女兒、李媽的丈夫一起度過新年。奶奶沒有離開北平有兩個原因:一是要繼續共產黨地下聯絡站的工作,二是等待兒子的消息。我爸爸離開北平跟爺爺去開封已經四、五個月過去了。戰亂年頭信息不通,奶奶幾個月都得不到兒子的消息,心中不免擔心和猜想。但是她萬萬沒想到,爺爺和爸爸那邊已經出了大事。

爸爸九月中旬跟著爺爺到了開封住了幾天後,就帶上爺爺給駐西安國民革命軍高官的引見信,興沖沖地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後,他失望地得知,爺爺引見的那位國民革命軍高官一時不在西安,大概要過些時候才回來。爸爸只好在旅館住下,耐心等待。他每天在街上遊蕩,在餐館吃飯,還去書店翻看和購買左派書刊。他滿懷著抗日激情,又口無遮攔,在餐館吃飯與人交談時說的全是抗日救國的大道理。由於他長期受奶奶的影響,言談話語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對共產黨的贊賞。年輕幼稚的爸爸根本想不到,當時的西安,到處都是國民黨的便衣特務。特務一直跟踪監視著他,在書店看到他購買左傾讀物,在餐館又聽到他發表左傾言論,便懷疑上他了。

一天,爸爸又在餐館與人邊吃邊聊時,來了幾個警察說他有共產黨嫌疑,要他去警察局走一趟。年輕熱血的爸爸被警察架住往外走時還激昂地向吃飯的人們高聲呼籲:“國難當頭,一致抗日!”警察把爸爸押到警察局就不由分說地把他當作共產黨奸細暴打了一通,他分辯說自己是帶著父親的引見信來投考黃埔軍校的。警察到他住所找到了引見信,但仍然將信將疑。折騰了兩個星期,他們從這個十八歲少年身上實在找不到任何共產黨證據,最後只好把他放了。

這牢獄之苦對爸爸打擊不小,去黃埔軍校的熱情一下子就被打光了,隨身帶的錢也都光了,更何況一身傷痛如何去軍校上學,爸爸決定回開封與他父親商量後再做計宜。他找到爺爺在西安的另一個朋友要了路費,買了回開封的車票上了回頭路。

沒想到這一回頭,前面等待的竟是更大的災難。爺爺已經被叛徒出賣,他的國民黨諜報人員的秘密身份已經暴露,滅頂的災難正悄悄地逼近他。

爸爸回到開封爺爺家剛住下,一天,一隊日本憲兵沖了進來,進屋子就翻箱倒櫃地搜查,什么都沒找到,他們就把爺爺和爸爸父子倆人一起銬上抓走了。

到了憲兵隊,日本人就給爺爺用了大刑,還讓爸爸在旁邊看著。日本人見爺爺死扛不吐口,就轉而用酷刑拷打爸爸,讓爺爺也在旁邊看著。爸爸听到爺爺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以極其微弱颤抖的声音說:“我的兒子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他什麼都不知道,你們還是放了他。这一切都是我一個人做的,别人都不知道。” 大刑中,爸爸被日本人打斷了兩根肋骨,爺爺傷得更為慘重。

日本人又把豫州和平救國軍司令部的幾個頭頭都抓進了牢房。爺爺暗地里給這些同僚傳話,讓他們轉告國民黨方面,他沒咬任何人,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了,還說他挺得住。果然,爺爺在監獄三個多月,受盡酷刑,始終沒有吐口。

國民黨方面為營救李亞先父子竟組織了一次攻打開封府的戰役,可是開封府當時是日本軍隊的駐軍重鎮,把守十分嚴密,易守難攻,國民黨軍隊的攻打沒有成功。

日本人從爺爺口中什麼也沒得到,留著他又擔心國民革命軍再來攻打營救,便盡快地以活埋方式處死了他。這個身形瘦小的男人,到死都沒有向日本人屈服,死時只有四十三歲。爺爺死後,他的國民黨朋友們四處奔走,竭盡全力把爸爸保釋出獄了。一九四0年二月爸爸回到北平,他悲痛地給奶奶講了這幾個月來的經歷,之後他發高燒大病了一場。

南京國民政府把爺爺封為抗日烈士。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在南京隆重舉行了追悼抗日英烈大會,列出了一個龐大的烈士名單,爺爺的名字也在其中。國民黨還在西安也為爺爺召開了英烈追悼會。

爸爸在一九七五年以雜誌總編的身份采訪了中共政府釋放的最後一批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見到了當初曾經為他取保釋放而四下通融的軍統河南情報站少將站長岳燭塵。采訪時,岳燭塵對我爸爸說,他最佩服的人是李亞先(李德平),因為當時他們是單線聯系,李亞先咬住不說就保住了那一條線上的二十多個國民黨情報人員,使他們能夠活下來。岳燭塵感動地對爸爸說:“我終生欽佩和感謝這位犧牲個人保全組織的烈士。”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讓爸爸交代他和爺爺坐日本大牢的詳細經過。爸爸寫完交代材料拿去給安若姑姑看,并對她說:“父親少年時期經受苦難所磨練出的優良品質,在生死關頭都顯現了出來。”爸爸那時正遭整肅,還敢這樣正面評價爺爺,說明爺爺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壯舉對他的巨大震撼。老年時,他兩次試圖告訴我爺爺犧牲的詳細經過,每次開口都只說一句話就說不下去了,那句話令我難忘,他說:“你爺爺的毅力是超人的,受日本人的酷刑,他連吭都不吭一聲 。”他還說:“爺爺那代知識分子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根深蒂固,這種精神如今已經被共產黨連綿不斷的整人運動整得完全看不到了。”

爺爺的犧牲使得奶奶的地下聯絡站失去了保護傘而變得不安全。一九四0年四月,北平共產黨組織指示奶奶馬上轉移到晉察冀根據地。接到指示後,奶奶只用了三天時間安排家事、準備行裝。她把家裏所有重要文字材料、有價值的物品和銀行存折都托付給了曲家,囑咐曲大寡婦和霍先生,以後如有人來取款,一定要見到蓋有奶奶專用印章的親筆信。可是爸爸卻不願意離開北京,他想留在北京上大學,還埋怨奶奶忍心拋棄北京的家。奶奶厲聲告訴爸爸說,他們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去共產黨根據地。在離開北平前,奶奶帶著爸爸去向我的祖奶奶作了道別。最後,她把自己精心置辦下的舒適住宅交給了北平共產黨組織,共產黨想再試試是否還有可能把這個地下聯絡站維持下去,便把它交由北平地下黨工作人員大黃接管。

大黃帶著他的弟弟住進了舍飯寺二十五號,門上的戶主牌仍照舊不動,秘密聯絡站仍留用奶奶的女仆。如果大黃和他的家人也象奶奶那樣處事低調,不引人注意,也許這個地下聯絡站還能維持下去。可是大黃的弟弟是個輕浮張揚的人,他總是向人炫耀他哥哥地位多麼高,顯示自己住所多麼豪華,還招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家裏吃喝,連說大鼓的也招到家中,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懷疑。兩個月後,日本人來查抄,大黃被捕,這個共產黨的秘密據點就此被破壞。

一九四0年夏天,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從哈爾濱來到北平投靠奶奶,想打聽赫洵的下落,可是舍飯寺二十五號已經人去樓空。何怡平因為在這個共產黨秘密據點露面而暴露了身份,隨後便在暫住的一家北平旅館被捕。她入獄後受刑不過,夜裏用長筒絲襪掛在鐵窗上上吊自殺了。奶奶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難過。她特在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追悼英年早逝的朋友何怡平。

奶奶是在一九四0年四月離開北平的,她拋棄了苦心經營的家,帶著十九歲的兒子共子和十二歲的侄子劉源毅然地走了。他們走的是兩個姑姑年前走的相同的路線,乘車直出西直門,步行到青水尖村吃晚飯,半夜上妙峰山,過大風口,下到鮑鳳亭家過夜,再進入北平以西的平西根據地。那年奶奶整五十歲,拄著拐杖,還是一雙小腳。

 

 

 

 

六.策杖從軍                    (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三年)

 

奶奶一行三人成功地進入平西地區,來到共產黨領導機關所在地淶水縣,臨時被安排在民族革命中學住了下來。安定下後,爸爸被指定去了平山縣的華北聯合大學上學,劉源叔叔被分到挺進劇社,成為一名小文藝兵。後來,劉源轉入華北聯大文藝學院第九隊,隊里的學生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故又被人們叫作“小鬼隊”。奶奶這時才發現劉源竟是個音樂天才,他小小年紀,卻能很快地學會各種樂器,尤其精於二胡。後來他潛心作曲,顯露出作曲才華。中共建政後,剛二十一歲的劉源即順利地考上了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後到山東省歌舞團任藝術指導,創造出許多中國的“鄉村歌劇”和音樂作品。文革時,他的作品被列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遭到批判。

奶奶一到淶水縣就得到一套草綠色四個兜的軍裝,她脫下旗袍換上軍裝,成為中國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軍官。她興奮地說:“這服裝設計得太好了,這麼多的兜,既經濟實用,又美觀大方。”

 

一九四0年,五十歲的奶奶脫掉女裝,換上八路軍軍裝

 

                          

兩個姑姑聞訊從平山縣的華北聯大趕來與奶奶見面,全家終於團聚。同時,奶奶接到指示,要她全家人改名字,兄妹不能同姓,準備今後共產黨再派她全家回北平做地下工作。爸爸把自己的小名“共”字加了王字旁,用奶奶的姓給自己取名為劉珙。大姑姑的小名叫“安琪”,她想,現在身處艱苦環境則要安然若之,於是改名為安若。小姑姑把她的號“李慎之”的“之”字去掉,改名為李慎。三個兒女本來都是“仁”字輩,奶奶說:“你們都不用仁字了,我來用。” 奶奶則給自己改名為劉仁。

到平西後不久,奶奶就去拜見了平西挺進軍司令肖克和夫人,在肖克處還遇到了原先北平地下共產黨聯絡站的單線接頭人楊春圃。楊春圃比奶奶早撤離北平,又回到平西挺進軍做宣傳部長。曾通過奶奶來到此地參加八路軍的好幾個北平女學生也來看望奶奶,她們和安若、李慎成為終生的好朋友。

雖然平西一帶生活艱苦,但是奶奶情緒很高。她寫了一首名為“一九四一年除夕誌感”的詩:

又當效命祖國時,攜女將兒盡一絲。

卅載憂時流血淚,一心為國舉戎旗。

人皆奮勇臨前線,我豈甘心覓小詩。

每到聞雞起舞處,孤燈華發照綠衣。

她註釋道:“ ‘一九四一年除夕誌感’是回憶初至平西時,對所有書刊覺美不勝收,隨中夜起讀,一燈如豆,四無人聲,拒馬河之水聲蕩蕩然,身著綠色軍服,此情此景,固甚壯也。”

 

奶奶剛到晉察冀根據地幾個月,當地八路軍便開始對日發動游擊戰。這些游擊戰原本被稱為晉南游擊戰,後來為了宣傳造勢改稱為“百團大戰”。它是晉南一帶的八路軍指揮員自己制定下的一個系列游擊戰部署,以破壞日軍的鐵路和煤礦為主。這個作戰部署並非出自中共中央上層之意,參戰人數也并非百團。這次戰役從一九四零年八月底開始到十二月初結束,歷時三個半月,動用兵力二十二個團(晉察冀十個團,129師八個團,120師四個團),“百團大戰”總指揮是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這場戰役引發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陸續調來約二十萬部隊在華北一帶進行“掃蕩”,掃蕩時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日軍的掃蕩迫使八路軍把部隊分散到民間,以此方式迴避與日軍交戰,中共把這種分散行動叫作“化整為零”。在延安的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反對晉察冀根據地的八路軍與日軍對抗,他要積蓄力量最後與國民革命軍決戰奪取國家政權。他認為彭德懷搞的 “百團大戰”暴露和消耗了八路軍的實力,毛的這個指責在文化大革命時成為彭德懷的一個罪狀。

“百團大戰”大戰後,日軍不斷地往晉察冀地區調動兵力,奶奶居住的地方離戰區太近不安全,共產黨組織決定把奶奶送到晉察冀腹地平山縣,去與華北聯合大學的兒女住在一起。

一九四一年初,奶奶從淶水縣往平山縣轉移,交通工具是毛驢。她從未騎過毛驢,安排毛驢的人特意為她做了一個很牢靠的鞍子,鞍子前方做了一個木頭架子的扶手,鞍子上面還放著裝衣服被褥的馬褡子。一個農民牽著毛驢,奶奶手扶著把手騎在毛驢上,象個唐吉柯德騎士似地上路了。

一路上,每到一個村子就憑著介紹信在農民家吃飯、睡覺,然後,再換個農民牽著驢馱著奶奶往前走。

奶奶在途中遇到了已成為八路軍軍醫的獄醫趙紹先,他現已改名趙晰。她還在阜新地區見到了晉察冀軍區司令聶榮臻和夫人。她又到了晉察冀共產黨最高機關北方分局所在地的蛟潭莊和攔道石村一帶,見到了北方分局的書記彭真,彭真的夫人張潔清早在北平時就經常與奶奶來往,奶奶的入黨介紹人郭隆真是張潔清前夫的姑母。彭真留奶奶在中共北方分局機關住了幾天,在那里,奶奶結識了北方分局秘書長姚依林,他曾是清華大學地下共產黨員,在北平搞學運時與奶奶的侄子劉導生常有聯系。

最後,奶奶來到了兒女就學的華北聯合大學。爸爸和姑姑竟然認不出她了,一年多沒見面,奶奶已是農村老婦的打扮,穿著粗布大襟棉襖,拄著木棍,與在北平穿旗袍的樣子判若兩人。奶奶信心十足地對兒女們說,她再回北平時,還會恢復原來的樣子的。可到了一九四九年,真的再回到北平後,她卻已不習慣女兒裝了,她每天都是穿著四個兜的中山裝,頭戴一頂八角尼帽,並保持這身裝扮直到去世。

在村子裏的農民家住下,奶奶便成了農民的朋友,還成了村裏的土醫生。在那個無醫無藥的年頭,她治病的藥只有鹽和水。一個農民發燒了,奶奶就對他說,多喝水,常用鹽水漱口。一個農民腿上碰破後感染了,傷口潰瘍,越爛越大,竟爛得露出骨頭。奶奶就對他說,每天用淡鹽水沖洗傷口,洗幹淨後坐在太陽底下曬傷口,這土療法竟使這個農民腿上的傷口愈合了。

村里的生活非常艱苦,奶奶吃的是從老鄉家買來的乾菜。農民把蘿蔔、蔓菁切成條,煮熟後放在涼水裏泡,每天換水,直到水清得沒有“奧”味了,才撈出來曬在房頂上,任憑風吹、日曬、雨淋,什麼時候想吃就什麼時候上房拿一點,再放鍋裏煮著吃。奶奶笑話他們的製作方法,說他們去掉的都是精華,吃到的全是糟粕。說歸說,她也只能跟著農民吃同樣的糟粕菜,後來連這種菜也吃不到了,只有鹽開水。

華北聯大分成幾個隊,這些隊相當於現在大學的系,而隊下面所謂的系相當於現在大學的班。安若姑姑分在文七隊文學系讀書,她被同學們看作文章才女。文七隊所收的學生都有一定文化基礎,後來成為中國著名作家的楊沫當時也在文七隊文學系學習。

爸爸在北平時考入中國大學才半個月就因去西安投考黃埔軍校而中斷了學業。到晉察冀根據地後,他先在聯大三隊學習,後轉入了文七隊戲劇系。李慎姑姑到晉察冀根據地時才十五歲,她有一付天生的好歌喉,頗有藝術天賦,經過一年多學習也進入文七隊戲劇系。

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紅色作曲家的李劫夫也在文七隊學習,他和爸爸同睡一個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譜寫了幾百首毛澤東語錄歌,受到毛澤東夫人江青的賞識,紅極一時,江青遭清洗後,他也跟著遭到整肅。

奶奶剛到平山縣住下不久就遇到日軍發起的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掃蕩。這下苦了小腳的奶奶,聯大教育學院給她配備了一頭毛驢和一個飼養員,並派長女安若照顧她的生活。

掃蕩前,安若姑姑便牽著毛驢護著奶奶開始慢慢地向山裏撤退了。她們從東黃泥村走到留名溝,在溝口裡的一個農民家裏住了下來。出溝口三里路就是夏槐村,那是聯大文藝學院院部所在地。

住下後,奶奶看到這家農民的兒媳婦挺著大肚子,便問長問短,得知她已懷孕九個月瀕臨生產。幾天後的一天夜裏,奶奶叫醒安若姑姑,笑著說,她成功地給房東兒媳婦接生了一個大胖小子。那個孕婦白天還下地幹活呢,夜裏就聽到她在屋裏呻吟,奶奶感到屋裏沒人照料她,便推門看,正看見她一臉恐懼地站在那裡不知所措。當地是站著生孩子,這位孕婦毫無生育經驗,只能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

奶奶進屋叫產婦快躺下,她去灶台生起火燒開水、消毒剪刀。準備停當後,奶奶讓產婦呼氣、用力,一個新生兒就這樣呱呱落地了。奶奶給孩子剪了臍帶,還給產婦煮了雞蛋吃下後才回屋子告訴安若這個喜訊。

又過了幾天的一天夜裏,文藝學院的一個男同學敲著安若姑姑的窗子大叫:“安若,快起來,鬼子已經到夏槐村了!” 夏槐村距離奶奶住的留名溝只有三里地,她們慌忙起床,安若快速把東西都裝在馬搭子裏,牽出毛驢,把馬搭子搭在毛驢背上,再把奶奶扶上毛驢,然後跟著全村的百姓一路跑著往山溝裏撤。可是,日軍已經到了溝口的山頭,奶奶和老鄉們已經來不及進溝了。安若趕緊把毛驢拴在一個隱蔽的樹上,搀著奶奶與老鄉們一起鑽進了路邊的高粱地。安若姑姑的毛驢是頭母驢,公驢見了它就發情地跳著叫了起來。只聽到對面山頭的日軍哇哇叫著向這邊發炮,炮彈一顆顆呼嘯著從她們頭上飛過,日本兵間斷地打炮直打到天亮才離開。日軍一離開,大家就如驚弓之鳥一樣跑出了高粱地,一直往溝裏緊走。走了幾個小時後,下午晌時,日軍又出動了,老鄉們又都鑽進了穀子地,穀子雖矮,但葉子茂密。這次日軍離得特別近,用機槍往穀子地裏掃射,一個本村的婦女腿上中了一彈,奶奶、安若和鄉親們就蹲在旁邊,可是誰都不敢出聲,也不敢動。日軍掃射了一陣子終於停下來,撤走了。

日軍一走,奶奶、姑姑跟著老鄉們又如驚弓之鳥一樣跑出了穀子地,各自忙著牽上自己的毛驢繼續往深溝裏走,天黑時才走到了溝底,從溝底又拐進了一個大山溝。他們連夜往山上爬,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小山村,終於爬到了一個叫十里坪的小村子才停了下來。十里坪地處深山高地,遠離戰亂,是個躲避戰爭的好地方。

在十里坪住下第二天,門外來了一個背著包袱的大個子男人,見到奶奶就喊:“我可找到你了!” 隨後他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交到奶奶手中,又從包袱中拿出一個大皮襖披在她身上。這是個黑色細布面、羊羔皮裡子的女式皮襖。在晉察冀邊區,只有少數幾個八路軍首長才有這種講究的皮襖。送信人說自己是北方分局的交通員,受北方分局秘書長姚依林之託給奶奶送皮襖和信,信是姚依林寫的,信上說:“讓被服廠做了這件皮襖,本想在掃蕩之前送給你,卻來不及了,現讓交通員送到你手中,看看是否合適。”這真是雪裡送炭,這件皮襖使奶奶度過了那個居無定所的冰冷冬天。

在十里坪住到了十一月份,安若聽說聯大高中班正在招生,一些當初由奶奶從北平送到此地的女學生都進了高中班,李慎姑姑也轉入了高中班。安若急著要與女伴們一起讀書,便離開了奶奶去阜平縣河西村的聯大高中班上學去了。                                       

安若走了後,聯大又給奶奶配備了飼養員和勤務員,他們一起轉移到一個叫北瓜臺村的小村子住下。北瓜臺村離聯大高中班所在的村子不遠,但每次出村都得經過一段沒有路的懸崖峭壁。過懸崖時,奶奶都要面對面地兩手抱住勤務員的腰,兩腳踩在他的腳面上,由勤務員抱著走。勤務員一手扶著石壁,一手摟著奶奶的後背,在懸崖的石頭凹凸中後退著踟蹶而行,每一步都要穩穩地踩住只能容納半只腳的石頭縫隙。奶奶幽默地說:“關塞及天,唯鳥道。”

在懸崖陡壁之巔的北瓜臺村的生活比在東黃泥村時更差了,經常連鹽水都吃不到了。雖然一年多來東奔西躲疲於奔命,根本沒與日軍交過戰,奶奶的抗日熱情卻仍不減當年。一九四一年秋季大掃蕩過後,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從平山縣遷回到阜平縣城南莊的溫塘村。

此時,世界戰局開始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這也是蔣介石一直期待盼望的——觀望了多年的美國終於參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美國被迫對日宣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在羅斯福建議下,蔣介石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和中、泰、越、緬北戰區的總指揮。中國國民革命軍和中國人民孤軍奮戰十年,把日軍死死地拖在了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巨大貢獻,終於贏得了世界的支持和尊重。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卻躲避與日軍交戰而得到養息和發展,為它日後與國民黨軍隊交戰積蓄了軍力。

 

從一九四一年秋季到一九四三年秋季,奶奶經歷了數次日軍的季節性大掃蕩,每次都長達三個月。一到掃蕩季節,她便在大山裏的小村莊中不停地轉移,有時躲進稱為“水簾洞”的山洞,有時鑽進石頭縫隙中睡覺,歷盡奔波磨難。

一九四三年一月晉察冀邊區召開了第一屆參議會,由延安來的時任華北聯合大學校長的成仿吾擔任議長,于力(原名董魯安,原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擔任副議長,奶奶被聘為特邀參議員。會議期間于力建立了燕趙詩社,并邀請奶奶參加。奶奶說:“我不會做詩。” 大家都笑著說:“就要你這個不會做詩的。”聽大家這麼一說,她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北大的《曙光》雜志社。在這個燕趙詩社中,她仍是唯一的女性。

一九四三年秋季大掃蕩結束後,共產黨中央和北方分局決定,把晉察冀的一些學校、團體和要保護的人員都轉移到遠離戰区的共產黨核心根據地延安去。奶奶也接到了要她轉移到延安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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