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

 

香港《前哨》雜誌將從這期五月號開始,首發和連載三妹作品《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

 

三妹也說說:由於篇幅的限制,《前哨》雜誌在五月號經編輯刪減後登載了本書中最後一章的部分內容(共計六版)。因為這裡群發不需考慮篇幅,所以我在此群發全章內容。《前哨》雜誌以後會陸續選擇性登載書中的其他章節。

 

《前哨》雜誌編者按:這是劉曉東女士(三妹)所著《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一書的其中一章。劉家三代和中共關係密切:奶奶劉靜君在北大當旁聽生時認識了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和張國燾。爺爺是國民黨元老熊觀民和鄒魯的至交,在抗戰中被日寇殺害。在奶奶影響下,表伯劉導生、父親劉珙及兩名姑母均於三十年代參加中共革命。劉導生曾與俞啟威一起發動“一二九運動”,中共建政後曾作胡耀邦的副手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任社科院副院長。劉曉東的母親也在四十年代參加中共革命。父母親在文革前均在北京外文局工作,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一九七二年,劉珙的老上級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兼任外文局局長,就將正在幹校勞改的劉珙召回外文局。一九八0年,魯平調任港澳辦主任,劉珙接任魯平之職任《中國建設》雜誌總編輯。一九八三年,劉珙利用到美國訪問機會,毅然出走美國,成為中共高幹投奔自由第一人。該書敘述了追隨中共的知識分子在中共治下的苦難,其中有許多劉家和中共高層以及其他高幹交往的故事。本刊將陸續摘錄發表該書的一些章節。

 

二十七. 走向自由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四年)

 

記得那天我去媽媽家給她送去我為她買的皮鞋。媽媽對皮鞋連看都沒看一眼,就把鞋放到了一邊,對周圍的子女說:“剛才局里來人通知我說,爸爸在美國訪問時滯美不歸了。局領導說這是個大事件,因為爸爸是中國第一個滯美不歸的高級幹部。中央很快就會下達文件給爸爸定性。”媽媽有意把局裏來人說的“叛逃”一詞改為“滯美不歸”,并極力表現冷靜,可是這個消息還是把我驚呆了。

 

我早就知道,爸爸對自由美國有著本能的渴望,他一直想去美國做客座教授,教中國古典文學。两年前,《中國建設》雜誌社從美國芝加哥聘用了一位改稿專家朗·道夫曼(Ron Dorfman),他和爸爸成為朋友。道夫曼先生在中國工作一年期滿後於一九八二年回到了美國,他為爸爸申請了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的位置。經過繁雜的手續,斯坦福大學終於批準了爸爸的申請,錄用他任教,為期兩年,待遇和年薪都不薄。為了使外文局能夠順利地批準自己赴美任教,爸爸主動把總編輯的位置讓給了早已平反出獄、一直在找位置的外文局資深專家愛潑斯坦,把自己降為第一副總編。爸爸讓位的舉動令兩位副總編沈蘇儒和林德斌非常惱怒,因為他們都很反感愛潑斯坦在文革中的狂熱造反表現。緊接著,爸爸又私自決定讓張彥進入《中國建設》任副總編,這個決定把沈蘇儒和林德斌氣得幾乎跟爸爸翻臉,因為他們根本不能原諒文革中張彥做偽證的劣行,那偽證使魯平、沈蘇儒和林德斌都被打成了殺人犯同謀,使他們遭受整肅八年之久。爸爸對《中國建設》雜誌社在文革中發生的冤案不甚了解,也沒有沈蘇儒和林德斌對張彥極端厭惡的切身感受。

雖然爸爸急于要赴美任教,卻并未如愿。當時新上任的局長段連成不但不批準他赴美的申請,還決定要他離休。爸爸知道,既便他答應離休,段連成也不會批准他出國任教。爸爸對我說:“段連成是嫉賢妒能,一旦掌權就給人作梗,用共產黨慣用的整人術來對付人。”段連成原任《北京周報》總編,和爸爸原本是朋友,老局長羅俊在自己退休前出人意外地提名他為外文局局長,沒想到剛上任他就為了爸爸赴美任教的事情與爸爸結下芥蒂。事後他又安撫爸爸,指派他任新聞出版代表團團長去美國作短期訪問,爸爸卻借此機會叛離中國,也叛離了這位多年的老朋友。段連成遭受這個打擊情緒極度沮喪,後又因為工作矛盾幾次遭到其他雜誌社的總編當面頂撞,使他情緒更是一落千丈,竟然兩次自殺未遂,最後只好自己離休了。

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底臨去美國短期訪問前,爸爸對我說:“這次讓我去美國訪問只是一場安慰賽,段連成不批準我赴美任教自覺理虧,所以用這個短期訪美來安撫我。”赴美前,他特別設家宴宴請老戰友馮征將軍一家,還堅持要老奶奶也來。老奶奶是馮征的舅母,她把馮征從小撫養成人,親如生母,我爸爸也尊她如母親大人。家宴中,爸爸對在他臥室中休息的老奶奶戀戀不捨地說:“我這一走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您老人家了。”爸爸叛離事發後,老奶奶對我的家人說,當時她一聽這話就預感到共子是在向她訣別。馮征的妻子劉阿姨卻猜測說,共子是老情報人員,這次一定是中國方面派他打入美國的。

我深感到,爸爸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長久積累的不滿和反叛因為赴美任教受阻而爆發了。那年他已經六十二歲,還瘸著一條腿,他左腿的股骨頭已經基本壞死,而且在幹校勞改時落下的肺心病已經轉成慢性。我真為他捏了一把汗,這把年紀,這個身體,他怎能在美國那種競爭激烈的社會生存?我深知爸爸叛逆的性格,一旦想做就絕不回心轉意。另外,這麼大的行動他不會瞞著媽媽。

我問媽媽,爸爸去美前是否告訴她出走美國的計劃。媽媽點點頭,小聲對我說:“現在爸爸第一步走成功了,就看爸爸下一步有沒有能力在美國謀生了。”我生氣地大聲埋怨媽媽:“媽媽,這麼冒險的事,你怎么也不攔住爸爸?!你也太迷信他的才能啦!”媽媽又小聲地說:“我了解爸爸,如果我攔住他,依他的性格,回國以後受到段連成不公平的對待,會使他更痛苦。”她又自言自語地說:“我要是爸爸,現在就去臺灣!要叛就叛到底!”那時的大陸中國人被洗腦洗得對臺灣極為敵對和恐懼,媽媽這句發狠的話令我一陣心悸。

 

爸爸叛離的消息立即上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得知爸爸的“革命資歷”和家庭背景後,大怒,說,“劉珙是羅孚式的人物!”羅孚曾是老共產黨員、老外交官、老報人,後被中共定為“英美帝國主義間諜”,囚禁北京十年。根據鄧小平的態度,中共中央立刻下達文件,把爸爸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文件發送全國。爸爸沒想到鄧小平竟把他定為美國間諜,他給我的兩個姑姑寫信道:“鄧小平的話如五雷轟頂,讓我難以接受。”他要兩個姑姑務必去找奶奶的老朋友中共元老彭真,向彭真陳情他“只離不叛”的態度,請彭真轉告中央,他絕不是美國間諜。可是已經退休的彭真無從幫忙,他只叫貼身秘書接待了兩個姑姑,了解了一下情況安慰安慰就不了了之了。安若姑姑當時在中宣部工作,她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內,她便托中南海內的熟人轉交給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喬石一封私信,信中求情說,黨對劉珙這么老的幹部應該挽救幫助,希望中央批準劉珙妻子羅理去美國把劉珙勸回來。喬石批了“同意”,把信又轉發給了外文局。外文局根本不予理睬,還不服氣地反問媽媽說:“你不是認識喬石嗎?能通天嗎?那又能怎樣?”

 

 

爸爸留在美国後,时任《職業記者雜誌》(Society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Magazine)專欄作家的朗·道夫曼毫不猶豫地給了他三千美元,根本就沒想有一天爸爸會如數償還。爸爸用這錢先在旅館住了下來,并與斯坦福大學聯系任教之事,對方已經從新聞中得知他叛離的消息和中共的態度,便以學校已經開學為借口回絕了他。朗·道夫曼勸爸爸申請政治避難,他說,要想留在美國只有政治避難這一條路,否則就成黑戶了。擺脫不了被長期洗腦的迷茫,爸爸對朗說,要他跟共產黨徹底決裂談何容易。他從小就跟著娘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有太長久的難以說清的情結。爸爸拖了四個月,三千美元快花光了,萬不得已之下申請了政治避難,得到了工作許可證。他不知道美國政府對政治避難人士提供半年的生活保障福利,而去郵局找了份分信的工作打工去了。爸爸給媽媽的信中說:“我就像一個一輩子裹慣了腳的小腳女人,突然放開了腳,竟不知道如何走路了。”他還寫道:“我每天腦子像磨盤一樣地轉碾著,總是在想,娘和我們兄妹三人兩代人為共產主義熱衷一生,可是祖國和人民最終得到的又是什麼?!”

外文局告訴媽媽,美國的來信都要上交組織,媽媽不加思考地照辦了。爸爸來信告訴媽媽:“外文局無權拿走我們的私信,他們在侵犯我們的隱私權。”他於是改為把信寄到小女婿殷罡的公司,想躲過外文局,可是殷罡所在的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一樣侵權,他們每次都先拆看爸爸的信然後才交給殷罡。緊接著,外文局又派人來把家里的電話給切斷了,當初裝電話是為爸爸在家工作,現在他走了,這個待遇當然就沒有了。可是他們一時還不能收回這套剛分給爸爸的四居室高級住房,因為他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套符合媽媽待遇的住房。

處分爸爸叛離的中央文件一經下達,遠在約旦工作的王勝林馬上被幾個經理叫去談話。他們遞給他一封別人的家信,信的下角有兩句話,說家中出事,請王勝林趕快回京。交信的人告訴勝林:“那兩句話是你妻子加上的。”勝林一看就知道這不是自己妻子的筆跡,并想到:“我妻子怎么會在別人的家書中給我寫信?這明顯是在造假。”但是他不想捅破假信,他想盡快知道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他的上司們突然都變得這麼詭秘。他答應立刻回京。

第二天,公司派專車把王勝林送往約旦首都安曼的軍用機場,中國北方公司駐約旦辦事處的經理坐另一輛車陪送。兩輛汽車徑直開到一架波音747的舷梯下,勝林登上了飛機,一進機艙就吃了一驚,諾大的飛機座艙裏面竟然空無一人,只有幾個座位在前艙兩側。原來,這是一架經過改裝的運軍火的飛機。王勝林在前艙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疑惑焦慮地坐了八個小時,終於到了北京的上空,看到了八達嶺的長城。這時飛機突然開始急速下降,機中唯一乘客王勝林頓時感到耳鼓劇疼,心臟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幾乎昏了過去。一轉眼飛機已降落在北京機場。出了機場,冶金部派來的汽車已在外面等著他了。來接他的人問:“你先要去哪里?是不是先回家?”勝林說:“先去我妻子的辦公室,我要先見我妻子。”

    那天,我剛吃完午飯,獨自在辦公室午休。我正躺在椅子上讀著報紙,就聽到大門吱的一聲響,我挪開報紙,看到王勝林站在門口,我一下子跳起來撲向他。他一把抱住我急切地問:“家裏出什麼事了?”聽我說完後,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氣,說:“我還以為是你和孩子出事了呢。他們真沒必要這樣用假信騙我,把我一個人用專機送回來,搞得這麼詭秘。現在我明白了,原來他們是怕我也逃走,去美國跟你爸爸會合。我才不會呢,我扔不下老婆孩子。”聽勝林這麼一說,我便對冶金部生起氣來,我對勝林說:“冶金部怎能這樣對你,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他們怎麼還搞株連?!”

我問勝林:“冶金部誰在管外事工作,我要找他們說理去。”王勝林說:“我沒見過管事的人,只知道她叫劉慧中,是冶金部部長李東冶的妻子。”我驚喜地說:“啊呀!我認識她。他丈夫李東冶是汪士漢伯伯的朋友。五十年代汪士漢伯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做研究員時,李東冶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是正主任。大躍進年代時,毛澤東叫李東冶下去調查農村情況。李東冶調查回來便把農村干部虛報產量欺騙中央,搞得農民沒飯吃的情況都照實向毛澤東匯報了。毛澤東聽了很生李東冶的氣,說他立場不對,把他轟出了中南海。李東冶先被發配到鞍山的一個工廠當廠長,後來又到了大連。我在大連工學院讀書時,李東冶正在大連做市長,我常去他家,和他們夫妻很熟。”我轉而高興地對勝林說:“這真是無巧不成書啊!我們明天就一起去找劉阿姨問問,她為什麼把你調回來。”勝林被我的情緒感染了,也為自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送回國感到不平。

    第二天,當我們推開劉慧中辦公室的門時,正坐在屋中的她一下子就認出了我,驚訝地問:“曉東,你怎麼來啦?”我說:“為我丈夫打抱不平來啦。”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半天才搞明白,原來叛離的“高官”劉珙是我爸,王勝林是我丈夫。搞明白後她就哄我說:“曉東,對王勝林的這個安排都是為你著想,家裏出這麼大事,你丈夫要是再出事,你怎麼受得了。我對自己的女兒也會這麼安排的。”我說:“劉阿姨,可你沒想到這是株連,現在改革開放了,我以為共產黨不搞株連了,它怎麼還搞株連?”聽我這麼一問,劉阿姨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說:“我們這是為了你好,沒想到讓你誤解了。”我說:“劉阿姨,你把王勝林再派出去,我就不誤解了。”她這下被我逼得沒路了,就說:“現在只有去剛果的名額了,王勝林願意去嗎?”我說:“願意去。只要能證明勝林沒受株連,去哪個國家都行。”

   

    和劉阿姨告別時,我根本沒想到她說的派勝林去剛果只是個托辭,是緩兵之計。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我就接到安若姑姑的電話。她開門見山地問我:“小東,鄧小平都對你爸的事發話了,你還這麼理直氣壯地去找劉慧中提無理要求?你不怕惹事,人家還怕惹事呢!你把人家嚇得夠嗆,老倆口星期天一大早就來看我啦,讓我勸勸你。劉慧中說,她原來以為是王勝林有不滿情緒呢,沒想到是小東的情緒這麼反叛。劉慧中一再跟我說,咱們的孩子可不能這麼反叛啊。”安若姑姑最後說:“人家李東冶現在是部長,他大事都忙不過來哪,還為你這點小事到我家專門跑一趟。小東,你可不能再去為難人家啦。”

勝林出不成國了,又回到《人民畫報》社當英文譯稿員去了。剛回到社裏遇到同事和朋友,他總感到對方尷尬的表情,只有一個與勝林關系很好的人事處的幹部,對他關切地說:“小王,你現在的態度就是要‘沒態度’。”意思是要他對岳父出走一事不表示任何態度。

我的公司也接到有關爸爸“叛逃”的中央文件,室主任找到我,嚴肅地說:“小劉,你家出那麼大的事,你怎麼也不向黨組織匯報呢?”我說:“我又不是黨員,為什麼要向黨匯報?再說,我家的事跟黨組織有什麼關系?”室主任說:“小劉,怎麼能沒關系呢?什麼事都要找黨組織,你可不能有情緒啊!”聽他這麼一說,我只好不說話了。室主任見跟我說不通,只好走了。設計院人事處新提拔的年輕處長一直跟我很要好,我倆兒同歲,相互很說得來。她私下告訴我,副院長馬玲已經發話了,說:“劉曉東可用,但不可重用。”

    我的公司當時正與日本東洋化工公司和美國新澤西科技設計公司一起搞化工精煉廠的合作設計項目,共同建立了合資公司,并在北京和平里建了一座豪華的新辦公大樓,公司改名為“中國環球公司”,我所在的室改名為“國際室”。“國際室”的工作人員經常去日本和美國出差,但是我卻因父親的問題不能出國。

   

    小紅小妹的公司“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也收到關於爸爸叛離的中央文件。她正巧在國際關系學院接受一年的英語培訓,躲過了這個政治麻煩,可是同公司的夫婿殷罡卻遭到牽連。他剛通過一場全國英語自學高等考試,這個考試是教育部給那些因文革耽誤而超齡不能入大學的自學成材的人一次顯露才學的機會,北京僅有二十幾名青年通過了這次考試,通過考試的人都將得到國家認可的大學文憑。可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要求殷罡先寫一份與丈人劉珙斷絕關系的保證書,才同意給他這個大學文憑。殷罡拒絕了公司的無理要求,與小紅一起去上級機關中國科學委員會告狀,告中圖公司非法剝奪他的大學文憑,中圖公司最後只好讓步。雖然給了殷罡大學文憑,中圖公司黨委仍把殷罡看作“反動份子”,總在大會小會上點名批評他,他不得已在一九八五年離開了中圖公司。

這種極度壓抑窒息的日子持續了兩年,直到一九八五年十月,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壓抑的政治氣氛才被瘋狂的經商大潮衝散。一時間,全國掀起了人人經商的狂潮,有歌謠說:“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勝林工作的《人民畫報》社也經起商來,與一家日本塑膠藝術雕塑公司合資組辦藝術公司,王勝林被任命為副總經理,他的工作能力還受到了社長的賞識。同時,自費留學出國的人也多了起來,爸爸在美國開始給勝林聯系留學事項,還不斷給媽媽寄來美元。媽媽對我說,她和爸爸結婚幾十年都是入不敷出,現在爸爸知道存錢了。

 

    爸爸剛到美國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找他談話,問他是否參加過中共中央的高層會議。爸爸故作玄虛地說,他參加過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初召開的省、縣級幹部七千人大會。還參加過中共中央一九八0年組織的四千多人的關於中共建政後的歷史錯誤的討論大會。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失望地說,這種幾千人的大會沒有任何情報價值。爸爸笑著告訴他們,自己本身就沒有任何情報價值,他也不會以出賣情報為生。從那以后,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再也不找他了。

爸爸遇到了幾個改變他人生的關鍵的美國朋友。第一個當屬朗·道夫曼,他幫助爸爸在美國初步安頓了下來。

隨後,他很快又遇到改變他人生的另一位美國朋友高特力博醫生(Reynold James Gottlieb 1922-2006)和醫生全家人。爸爸先認識了他家的小女兒勞瑞。那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底爸爸剛到芝加哥時,他以中國新聞媒體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年輕的女記者勞瑞(Laurie Gottlieb)問他:“你現在最想的是什么?”爸爸答道:“我最想我的妻子。”勞瑞被這個中共幹部人性的一面所感動。幾天後,勞瑞便聽到爸爸叛離的消息,她費盡周折找到了爸爸的住所來看望他,並表示要幫助他。在聖誕夜當晚,勞瑞和她的爸爸高特力博醫生一起開車到芝加哥城裏接爸爸去他們家過聖誕夜。那天的芝加哥冰天雪地,溫度達華氏零下十六度,不巧醫生車子的暖氣又在路上壞了。一路上,醫生開車,纖細的勞瑞裹著毯子坐在後座凍得渾身發抖,醫生的手和鼻子都凍僵了。到了城裏,接了爸爸後,他們又冒著嚴寒回到郊區的家。

爸爸在醫生家住了三天,愉快地渡過了一九八三年的聖誕節。他結識了醫生美麗的妻子婕奈特(Jennette Gottlieb)、醫生的兒子約翰、長女伊麗莎白和二女瑪格麗特,還有小女勞瑞的男友大衛。他們一起去教堂作子夜祈禱,在教堂裡,爸爸對大家說:“我不會祈禱,我會唱英文歌曲。”他唱了“靜靜的夜”(Silent Night)和“牧場之家”(Home on the Range)。周圍的美國人對他能如此嫻熟美妙地唱英文歌曲感到驚奇,爸爸告訴他們,自己年輕時在共產黨根據地,曾認識一個從上海來的音樂女教師,她為他鋼琴伴奏唱過很多的英文歌曲。

    醫生還為他檢查了腿傷,決定幫助他馬上住院做手術。聖誕節一過,時任放射科主任的高特力博醫生便聯系到一位傑出的骨科醫生免費給爸爸動了手術。手術後,醫生的妻子婕奈特忙裡忙外,倒尿盆,端水端飯,給予他親人般的照顧。

爸爸出院後欣喜地給媽媽寫信道:“手術非常成功!真沒想到,新換的不鏽鋼股骨使我一直發涼的左腿發熱了。”他從此走路不用拐杖了,更自由了。醫生一家是上帝引導給爸爸的珍貴的朋友。他初到芝加哥在最冰冷的冬天中最孤獨無助的時候,這一家好人給了他溫暖和友誼,化解了他難忍的孤獨。高特力博醫生一家人對爸爸、對我們全家恩重如山。

 

一九九0年,高特力博醫生和妻子婕奈特在劉曉東家的廚房

 

    另一個改變爸爸和我們命運的關鍵朋友是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系的資深教授劉融(William T. Liu Ph.D., 1930–2008)。劉融教授是中國人,十七歲時他心懷著要把中國從共產主義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的願望從大陸來到美國學習,準備學成後回中國從政。他到美國兩年後,中國共產黨贏得內戰,他的願望破滅,只好留在了美國,成為美國社會學領域的著名教授。劉融教授喜歡結交有學問的中國學者,他和爸爸認識後很快成為朋友。一九八六年,劉融教授推薦王勝林進入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此舉改變了我一家人的命運。

爸爸治好腿、生活安頓下來後便開始在家裏開班教授中文。他先後遇到了兩位受他指導又給予他幫助的美國學生,一個是伊利諾大學的羅森豪先生(John Rohsenow),一個是在大英百科全書工作的戴爾(Dale Hoiberg)。

    慕名而來的羅森豪先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請爸爸指導他寫書,題目是《中國的歇後語》,此書是他取得終身職教授的關鍵學術研究著作。爸爸對中國歇後語頗有研究,修改羅森豪的著作輕車熟路。在爸爸的指導下,羅森豪先生一年多便完成了著作,順利地得到教授終身職。羅森豪先生也在生活上給予了爸爸許多幫助,幫助他找房子,搬家,買各類日用品,還做木工給爸爸的臥室中裝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大壁櫃。

羅森豪教授由衷地欽佩爸爸的才學,又向他推薦了《大英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輯、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戴爾。戴爾正在寫博士論文,名為《明代戲曲<破窯記>》,他想找一位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戲劇有造詣的中國學者指導他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爸爸既懂中國古典文學又懂中國戲劇,是當之無愧的最佳人選。在接受爸爸指導寫博士論文的同時,戴爾還定期交給爸爸一些《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譯工作。漸漸地,戴爾交付的活多起來,爸爸的收入得到改善。一九九三年,戴爾拿到博士學位,爸爸還參加了戴爾的博士畢業典禮,見到了戴爾的父母。

    除了這些给予爸爸幫助的美國朋友外,他還結交了幾位臺灣留學生:張清富、阮昌業、胡幼惠和林芳、林芊姐妹。清富每到週末就開車带他去采購食品和日用品;林芳、林千姐妹和昌業經常来看望他,關心他的生活細節;昌業每年還替他填表繳納個人所得税。他们全是在校博士生,這使得没有博士學位的爸爸心中不免酸溜溜,就開玩笑地叫他们博“土”。為了让爸爸舒心,清富对他说:“在你面前,我们都是博‘土’。”多年來,这些年輕朋友不間斷地給予爸爸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撐,給他孤獨的生活注入了歡樂和親情。

    爸爸最著名的學生是在芝加哥工作的美國廣播電視臺的女主播琳達(Linda Yu)。琳達是中國人的後裔,但是不會說中國話。她請爸爸講授中國文化歷史和現今政治經濟狀況,付六十美元的時薪,這在八十年代是私人教師的超高工價。一次爸爸去她家授課,她挺著即將臨產的大肚子下廚房給爸爸做炸子雞,令爸爸感動不已。

爸爸還有一位日本學生,和他是同齡人。這位日本學生喜歡創作中國舊體詩,每寫成一首詩他都會請爸爸去芝加哥高檔飯店一邊吃飯一邊討論他的新作,最後由爸爸修改、潤色、定稿他的新詩。每改一首詩他也付爸爸六十美元。可是,每次與這位日本人見面都引得爸爸想起死於日本人手下的我的爺爺,不免傷感。

眾多學生中有一位女學生給爸爸帶來許多歡樂,她叫黛比。黛比生在日本,跟著做石油生意的父親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長大後回到芝加哥從事日文翻譯工作。她經常從她父母家的儲藏室“偷”東西送給爸爸,有時拿來幾幅裝好框的油畫,有時拿來幾把椅子和一把小茶幾。一次她又來了,興奮地拿出一個高檔的日本小半導體收音機,爸爸拿過來把玩,發現收音機的牛皮套扣不住。黛比毫不掩飾地說,這就是為什麼她能把收音機“偷”出來的原因。一次我驚奇地看到黛比在爸爸家大吃松花蛋,爸爸在旁笑著說,她是日本人。

    爸爸的學生中當屬大英百科的戴爾中文水平最高。戴爾獲得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後,便被《大英百科全書》出版公司提升為中文部主任,後來又成為總編輯和資深副總裁。我們背後都叫戴爾“大弟子”,公認他是爸爸的頭號大弟子。戴爾常用中文說:“劉珙是我的‘大老師’。”

 

    一九八六年初,王勝林得到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入學通知書。由於受到爸爸的牽連,勝林辦理護照時遇到了麻煩。北京市公安局在審批他的護照時不敢做主,便要求外文局的上級機關文化部做主,文化部便推給外文局做主,外文局又推給勝林就職的《人民畫報》社,一級一級地往下推。勝林便找到《人民畫報》社社長詢問,社長對勝林給報社辦起了合資公司表示讚賞,滿口答應會批準他出國留學。《人民畫報》社一批準,外文局也順水推舟地批準了,文化部一看社和局都批準了,也批準了。三層機構的批準意見都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也沒理由阻擋了。勝林苦等了近兩個月,最終拿到了護照。一拿到護照,他就去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那天,我們都在家焦急地等他的消息,當他一進家門告訴我們他拿到簽證的好消息時,全家都歡呼起來。小慰哥哥又說,咱們家的棋有活口了,咱們家的棋要走活了。這時的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陷於經商的熱潮中,出現了短暫的政治寬鬆間隙,竟有幸讓我們趕上了。

    勝林到美國三個月之後便申請我和女兒赴美,我們的護照也出現麻煩,我跑到公安局簽證科去問究竟,兩個幹部模樣的人態度和藹地安撫我說:“小劉,我們沒有說不給你護照啊,這不是在考慮嗎?”我說:“有什麼可考慮的?擁有護照是我的公民權利。你們不給我護照,我就去找你們的副局長閔步瀛說理去。”我那時剛有一點權利意識,可還是共產黨那一套以上級壓下級的思維,我知道爸爸的老友閔步瀛伯伯的職權範圍包括發護照。幾天后,我拿到了護照和簽證。人生幾經周折,我萬沒想到竟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我就要帶女兒王曉去美國了。

    走前,我去與李慎之叔叔告別。他對我說:“共產黨確實有很多問題,我們也確實深受其苦,但是我不會像你爸爸那樣叛離共產黨的。”我當时感到,李慎之對共產黨的感情是愛恨交融。直到十幾年後的一九九九年,李慎之才在中共的“十一”國慶日激憤地寫下題為《風雨蒼黃五十年》的著名文章,對中共一九八九年的殺人罪行給以犀利的抨擊,發出了“不在機槍下當官”的肺腑之言。這篇文章在海外發表,引起了中國思想界不小的震動。

離國的頭天晚上,媽媽和我睡在一個床上說了一夜,告訴我共產黨如何搞運動整死她的前夫大盧。雖然奶奶在二十年前就告訴了我這個悲劇,但受害人的親口述說更讓我感到震撼和傷感。媽媽一再囑咐我說:“到了美國,無論生活多苦多難,你們也絕不能回頭。為了王曉以後能在美國自由地生活,你們要在美國扎下根。”

走的那天,媽媽和小虎哥哥到機場為我們送行。那天,五歲的女兒王曉分外興奮,她為要見到美國的親人急不可耐。過海關前,媽媽言猶未盡地還要再和我說幾句話,可是王曉已經迫不及待地使勁地拉我走,我被王曉拉著走,竟沒有再回頭看一下依依不舍地注視著我們的媽媽和小虎哥哥。

 

 

    我在芝加哥終於見到闊別三年的爸爸。他身體比在國內時強壯多了,走路不用拐杖了,還能騎著自行車到處跑。三年孤獨的生活和謀生的壓力,加上年紀老化,使他的性格變得孤僻固執。但是,他靠著自己的才學,以六十五歲的高齡,在美國站住了腳。

此時爸爸的生活和工作已經基本安穩了,他做著自己喜歡的教書和文字工作,每週三天去芝加哥的社區大學華盛頓大學教中文課,還開辦了私人班在家中教授中文,有十幾個私人學生。同時,他還為《大英百科全書》審編條目和翻譯資料。

 

 

劉珙在美國講學

 

    《大英百科全書》在一九0一年即被美國出版商買下版權,出版與編輯工作逐步轉移到了美國芝加哥。《大英百科全書》對自己的全書很自信,它揚言,誰要是能發現《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任何一個錯誤,它將送給此人一整套百科全書。當時百科全書的價格昂貴,三千多美元一套。在為大英百科工作的頭兩年中,爸爸竟先後發現《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三個錯誤。

    “大弟子”戴爾剛開始不相信爸爸指出的錯誤是真的,經多方考證,他最後信服了。我催爸爸向大英百科要一套百科全書,不一定非按指出的錯誤數目要三套,只需一套給王曉上學作參考書用。他說,“那很容易,大英百科有專門送書的搬運工。我只要給戴爾一個電話,他就會派搬運工送到家裏來。我現在不跟他們要百科全書是因為我這個兩居室套房已經沒有地方放書了。”又拖了兩年,在我的催促下,他終於向大英百科要他該得的獎賞了,但是搬運工搬來十幾本書後,他就讓他們停止了。果然如爸爸所說,家裏實在沒有足夠的地方放書了。小虎哥哥早就把北京家裏一半的藏書都海運過來了,裝滿了爸爸書房的兩個書架。結果,那十幾本百科全書一直堆在地上。

後來,爸爸正式被聘為《大英百科全書》出版公司中文版的資深顧問和條目主持人,負責審編從臺灣、大陸和美國三地送交的中文條目。他在修辭和文學知識上的嚴謹態度讓臺灣和大陸兩地的合作伙伴都感到壓力和緊張。一次,中國大陸方面的總編來訪芝加哥,請爸爸吃飯,我也同去了。席間,這位總編客氣地對爸爸說:“您在指出我們條目的錯誤時,能不能用一種較緩和的方式?先肯定對方的才學,再指出錯誤。要知道,您的肯定能起到鼓舞作用。那些搞百科條目的學者都是國內學界的佼佼者,他們都是很驕傲自負的,他們之間也文人相輕。每次收到你審閱的稿子,出錯的學者都感到壓力很大,抬不起頭。”“大弟子”戴爾也告訴爸爸,臺灣方面也有同樣的反應,他們對爸爸修改的稿子無話可說,但感到壓力和臉面無光。

    爸爸並不感覺自己有這麼大的作用和影響,在大陸中共一方的眼中他是“叛逃者”,名字都不能被正面提及,所以他總是保持低調。但是,當看到《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中的孫中山條目時,他一點也不能“緩和”和低調了。他開誠佈公地告訴戴爾:“這個條目完全是共產黨的宣傳,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和辛亥革命的闡述都不對,扭曲了真實的歷史,這個條目必須重寫。”戴爾知道爸爸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歷史頗有研究,他說:“那麼你來重寫,你寫好後,我再去拿給大陸、臺灣和美國三方討論。”

    爸爸開始去圖書館查找資料,力圖選用第一手資料客觀地反映孫中山的生平、思想以及辛亥革命這段歷史。臺灣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芝加哥分會負責人幾次打電話給爸爸,要求他參照臺灣方面的觀點修訂這個條目,并給他送來資料。爸爸表示不考慮黨派因素,堅守客觀地表現歷史的原則,以引證第一手歷史資料為準。他寫好這個條目後,大陸、臺灣和美國三方面都一字未改地同意通過。

 

 

劉珙和外孫女王曉在美國家中

 

    雖然有了體面的工作、穩定的收入和寬裕安定的生活,可是爸爸的思鄉之情卻越來越濃重。他思念北京的妻子和兒女,還思念河南上樂村的老鄉以及他曾住過的土坯小屋,還有小屋中那盞每晚點燃的小煤油燈……

    一九八七年中秋節時,爸爸在芝加哥寫給媽媽一首名為《贈內》的詩,這首詩的悠悠情深和娟娟詩意動人地道出了他對妻子的思念和詩人寫詩時的無奈,詩中隱含了從大盧之死到文革劫難再到今宵的生死傷痛,還道出了四十年前他剛認識媽媽時中秋之夜的情景:“生死今宵四十年,槐蔭井畔夜初寒。月圓圓月秋秋節,何日與君並頭看?”

 

 

劉珙寄給妻子節日賀卡上的手跡

 

 

    爸爸也越來越多地回憶和思念他的父親——我的爺爺。爺爺就義前那一刻對爸爸的情感震撼勝過奶奶一生對爸爸的溺愛。隨著年齡老化,他對爺爺的思念愈發嚴重,他每次跟我提及爺爺都帶著由衷的敬佩和哀傷。一次,我和爸爸從我家後院往停車場走,走著走著,他突然停住腳步,陷入了沉思。我叫他,他猛醒過來說:“這幾天我總是想我的父親,不能自己。我成年後才真正了解父親的為人,認識到娘早年對父親的指責都是她的一面之詞。小時候,娘總對我說,父親是個喜新厭舊、無情無義的男人,我長大後才知道,這話完全不符合事實。我父親後來與小香一起生活了十年直到他死都沒有變心,說明他是重情的人。我父母離婚的主要責任在我娘,不在父親。娘的性格太強悍,甚至不近情理,其實我父親比我娘更有人情味。我父親還是個義重如山的男人,他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大刑之下也不吐口咬任何一個人。這個義有多大!那都是我親眼所見啊!”

    在芝加哥的日子里,雖然爸爸經濟上獨立,但是他卻不大會料理自己的生活。照媽媽的話是,他一輩子飽餓不知,冷熱不知。我到了美國後,便被爸爸和我自己家兩家的生活瑣事拖累得焦頭爛額,喘不過氣來。勝林的助教工資低,學習壓力大,我除了照顧年老的爸爸和體弱多病的女兒外,還要去打工掙錢養家。我再也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去攻讀研究生,一心只圖修完會計大專學業,在美國能找個會計工作謀生。爸爸對我的“不求上進”非常生氣,他要求我起碼拿到碩士學位。他更生勝林的氣,認為勝林只顧自己,不幫助我上進。我和爸爸為我在美國的前途經常爭吵,我說爸爸不切實際,家裏一定要有一個人做出犧牲,現在只有我做出犧牲別無選擇。我最終沒有去讀研究生,令爸爸深感遺憾。

    後來,中共駐芝加哥領事館的官員開始與爸爸來往,他也開始動心,想通過領事館官員向中央通融準許他回國養老、葉落歸根。可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的慘劇發生了,爸爸的回國夢隨之破滅。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整整兩個月,我們夜夜難眠,全心都維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王勝林成為芝加哥地區中國留學生聲援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主要協調人,天天在為聲援活動忙碌。我們談到中共會不會對學生開槍時,爸爸沉痛地說,中共一定會開槍的。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戒嚴,爸爸擔憂地對勝林說:“一定要想辦法告訴廣場的學生撤離廣場,留給中共一個空廣場才是最好的策略。”勝林馬上連夜給北京政治改革辦公室的嚴家琪打通了電話,急切地告訴他,無論如何勸學生撤離廣場。嚴家琪說他們會盡力而為,並希望美國這邊的人能盡快與在美國訪問的萬里聯繫上,說服萬里馬上回國參加人大,爭取在人大把李鵬選掉。紐約的學生領袖陳軍也給勝林來電話說:“萬里已經結束加拿大的訪問來到美國紐約,我們想策反他留在美國,為學生說話。”勝林轉達了嚴家琪的話,告訴陳軍,我們要聽國內人的意見,他們的感覺最對。不過,陳軍還沒拿定主意如何行動,萬里已經在五月二十五日提前返國了。

    雖然早有預感中共會開槍屠殺學生,可是中共真的在六月四日開槍屠殺學生時,我們還是難以接受這個事實。爸爸難過地留下了眼淚,他對勝林說:“這個時候,你們要喊出‘打到共產黨’的口號。”他這話令我吃驚,他雖早在行動上叛離了中共,但思想情感上一直沒有與中共決裂。早就看透中共邪惡的勝林恨恨地說:“要是真像中共說的,這場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預謀的,那就好了,就把狗日的推翻了。”

    “六四”鎮壓後,北京的政治氣氛空前的壓抑緊張,百姓的情緒也空前的反叛。小虎哥哥來信激動地寫道:“這是先進與落後、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的較量。”他電話中告訴我們,“六四”後,爸爸的舊友、時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閔步瀛來看望媽媽,言談中與小虎和小紅吵了起來。閔伯伯不屑一顧地對小虎和小紅說:“對這些學生就是要鎮壓,不能手軟。這是政治,你們孩子懂什麼?!”閔步瀛的態度清楚地表明,中共專制機器對待人民的方式不可能是學生期盼的良性互動方式。我們很快又聽說,爸爸的兩個老朋友,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慎之和時任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的謝文清都因為支持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而被免職了。

    “六四”大屠殺剛過去兩個月,爸爸的老朋友,中國著名翻譯家董樂山來了,他是到紐約探望哥哥董鼎山和兒子董易波,特意轉道來看望爸爸的。他在爸爸家住了一個星期,倆人徹夜交談,談他們、還有李慎之、陳適五等老朋友從五十年代就相識相交的風風雨雨。董叔叔告訴爸爸六四天安門運動遭鎮壓的詳情,還告訴爸爸,他來美前與李慎之告別,李慎之沉痛地告訴他,爭取留在美國不要回來了,中國不值得留戀。董叔叔告訴我:“你爸爸五八年初從瑞士回國到新華社工作時,我、李慎之和陳適五等人剛被打成右派,你爸爸成了管我們這些右派的頭頭。別人都歧視我們,可你爸爸卻對我們沒有絲毫歧視,所以我們才是至交。”

    一九八九年冬,安若姑姑到夏威夷探望在夏威夷大學教書的兒子汪丁丁。她在電話中對我和爸爸悲痛地說:“軍隊開槍不僅僅是在六月四日那一天,六月四日以後將近兩個月裏槍聲不斷,我們住在阜外大街聽得非常清楚。”爸爸痛心地對我說:“共產黨的殺人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他回國的念頭徹底斷了。

   

    這年,爸爸認識了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因為都住在芝加哥,來往比較方便,逢年過節總要聚會聊天,聊天中還得知李醫生和李慎姑姑也很熟。九十年代初,李醫生拿來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頭幾章手稿征求爸爸的意見。爸爸建議他在書的一開篇就寫毛的病和死的場景,這樣能一開始就抓住讀者。爸爸還說李的初稿的文字較粗糙,需要進一步的潤色和斟酌。李醫生又問爸爸是否認識好的英文翻譯,爸爸向他推薦了董樂山。李醫生馬上與正在美國探親的董樂山聯系上了,董樂山欣然接受了翻譯工作,并試譯了第一章,還為此書聯繫到美國著名出版社蘭登書屋,交給蘭登書屋他的第一章譯稿作為本書介紹,蘭登書屋喜出望外立即同意出書。可是李志綏醫生又改變了主意,不用董樂山為他翻譯此書了,這個決定惹得已為此書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的董樂山大為光火,在給爸爸電話中他對李的做法大發了一通不滿議論。

爸爸斷了回國的念頭後便給媽媽辦理了探親手續。外文局一開始拒絕批准媽媽探親,後來外文局改變了主意,提出了一個條件,只要媽媽退還那套分給爸爸的帶院子的四居室高級套房,就批准她赴美探親。媽媽不同意,說她自己也是跟共產黨幹了四十多年革命的老干部,也應該享受四居室的住房,如果外文局要收回這套高級的住房,就得再另分給她一套房子,這樣她從美國探親回來好有地方住。外文局說,等她從美國回來以後再分給她房子。媽媽不相信這種口頭保證,堅持先分給她房子她才考慮從高級住宅中搬出。雙方又僵持了兩年,外文局最後終於讓步,用一套一般的四居室套房換下了媽媽住的高級套房。

    一九九三年初,媽媽終於來美探親了。在她來前一個月,我就開始準備了,把爸爸的套房徹底打掃一遍,把床上用品全部換新。可是,十年的分離,他們之間已產生太多的陌生和隔閡,媽媽第一天見面就對爸爸的裝束發出批評。媽媽問我:“我給爸爸買了那麼多內聯昇的布鞋,為什麼他腳上卻穿著一雙破鞋?”爸爸喜歡穿布鞋,媽媽總是從北京百年老字號“內聯昇鞋店”買一、兩雙新布鞋托來美的朋友帶給他,但是他舍不得穿,都積攢起來放在了床底下。結果,積存的五、六雙新布鞋竟不翼而飛,估計是被美國房東偷走了。爸爸心疼不已,在北京,內聯昇的布鞋比皮鞋還貴。媽媽還埋怨爸爸不懂得享受,在美國的住房比國內的差之千里。爸爸對媽媽也有怨言,埋怨她竟跟外文局為住房糾纏了兩年,倒底是住房重要,還是丈夫重要?媽媽對爸爸的反嘴非常生氣,把一切都歸結到爸爸的叛離上,她對我說:“都說李慎之是自由主義,李慎之哪比得上你爸爸自由,你爸爸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呢!”我忍不住笑道:“媽媽,你說的自由主義跟人家說的自由主義不是一回事。再說,爸爸留在美國也是你同意的。”

    最後爸爸聽從了媽媽的意見,搬進了一套寬大舒適的公寓。爸爸每天上午去大英百科上班,下午帶回稿件在家看稿,晚上去社區大學教中文,生活忙碌充實。媽媽在家做飯、料理家務,日子平靜安逸。大英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的醫療保險很好,他們倆人還去醫院做了一次全身的身體檢查,包括驗血和結腸鏡檢,檢查的結果都正常。

    一天,媽媽不安地告訴我,昨晚爸爸夢見爺爺了,爺爺穿著一襲白衣來到他床前,爸爸坐起身就痛哭起來,邊哭邊說:“父親來看我了。”

又過了幾天,就在他們體檢完剛兩個星期,爸爸的大便不正常了,一天內大便數次。醫生懷疑他的結腸內有病變,認為兩個星期前的腸鏡檢沒有查到結腸中的病變,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結腸鏡檢。爸爸自以為是的拗脾氣又來了,他拒絕再做腸鏡檢查,自作主張地去藥店買止瀉藥吃,並去看中醫。到六月時,他開始急劇消瘦,終於扛不住進了醫院。醫院診斷出他已是結腸癌晚期,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肝部。一位日本血統的女醫生把病情告訴了爸爸,還說:“我們都知道你非常固執,不聽醫生的話。不過現在你得聽我的。”她告訴爸爸,現在要設法給他通膽管,只有通了膽管才能進行下一步的手術。

可是癌細胞把膽管都堵死了,兩次通膽管手術都失敗了。醫院只能放棄治療,讓爸爸出院回家。醫療保險公司派來的護理公司把病床和氧氣瓶都搬到家裏,護士定期來看護。

    爸爸一天比一天虛弱,他讓我盡快與駐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聯系,要求馬上飛回國,死也要死在自己的祖國。我找到芝加哥中領館的總領事,他不敢拿主意,說要請示國內。爸爸得知後憤懣地說:“那我就去臺灣好了,總歸要死在中國人的地方。”這是爸爸一生中最後的反叛,它已是那麼地無力和無奈,癌細胞在飛快地吞噬著他的生命。

    “大弟子”戴爾代表《大英百科全書》同事來看望爸爸了。他帶來全室同事簽名的慰問卡片,一個同事在卡片上寫著:“亞當(爸爸的英文名字),我們都幫你緊緊地拉住生命的線。”戴爾惋惜地對媽媽說:“劉珙本人就是一部百科全書,我們很難再找到這樣的人才了。”

    爸爸年轻的朋友昌業、林芳、林千姐妹都來看望他了,爸爸把自己的藏書都送給了昌業。李志綏醫生也來看爸爸了,他安慰爸爸说,他的生命還能維持一年,勸告他趕緊寫回憶錄,尤其要把日內瓦中美會談期間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的那段經歷寫出來。李醫生很有信心地說:“我的回憶錄只用了九個月就寫成了,你一定也能寫成。”我和媽媽都沒有那麼樂觀,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了。爸爸更願意相信李醫生的話,認為自己還能活一年,但他還是向我們交代了他所有的銀行存款,並為自己能給媽媽留下二十多萬美元存款而非常驕傲。

    最讓我感動的是爸爸臨終前三天馮征將軍的妻子劉阿姨來到他病床前的一幕。劉阿姨到美國來探望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做教授的兒子馮欣,她得知爸爸病危,就和兒子驅車趕來。劉阿姨一進門就撲到爸爸病床前叫道:“共子,我要找牧師給你做臨終祈禱。”爸爸說:“我不信神。”劉阿姨嗔怪地問他:“你不信神,那你還信不信共產黨?”爸爸說:“我早就不信共產黨了。”劉阿姨說:“這就好,你不信共產黨,我們就還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共產黨……共產黨它殺學生娃娃啊……”說到這兒,劉阿姨一手捂住臉,一手抓住爸爸的胳膊抽泣起來。爸爸神色黯然地說:“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用坦克機槍對付學生,這成了我們這些曾跟著它打江山的人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

    站在一旁的我和馮欣聽到老一輩的傷心話都分外感動。爸爸看到外貌酷似其父的馮欣,仿佛看到了年輕時的老團長,他對馮欣笑了,灰暗的臉上泛出了光,說:“你太像馮征了。”

    劉阿姨告別前拉著媽媽的手說:“我們年輕時,共子就老跟我們說美國的民主好。那時共產黨從上至下都是反美的,我們當時可不理解他呢。”

劉阿姨是少數幾個令我感動的、有人民感情的共產黨幹部。她離開後,爸爸告訴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劉阿姨曾是河北一個基督教會醫院的醫生,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一天,馮征帶著部隊路經此教會醫院借住,年輕的劉阿姨對大學生團長馮征一見鐘情。部隊開拔時,劉阿姨拋棄了一切跟著馮征隨部隊一起走了。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使劉阿姨對共產黨徹底絕望,她又回歸到年輕時的基督信仰,兒子馮欣一家也都成為虔誠的基督徒。

    兩天後,爸爸再次被送到醫院搶救。那天早上,他堅持不讓媽媽攙扶,自己扶著行走架去上廁所,還沒走到廁所就力氣不支地倒下了,頭撞在墻上,他仍倔強地說“沒事”,可送到醫院就昏迷不醒了。第二天,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凌晨,爸爸帶著遺憾和不甘離世了。他自己生前常說:“性也,命也。”他的獨立不羈的性格使他在極權統治下生活倍感痛苦,來到美國後,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又反復折磨著他,使他感到自己好似一片在自由天空中漂浮不定的、找不到根的落葉。

爸爸過世後的第二天,馮征的兒子馮欣教授來電話說:“我們已經找到給劉叔叔做臨終祈禱的牧師。”我告訴他,爸爸已經去世,他大吃一驚。我說:“爸爸臨終前能見到你們母子對他是極大的安慰,這是天意。”

    雖然沒有臨終祈禱,我仍然相信,爸爸一定在天堂和爺爺相聚了,那裏沒有政治運動,沒有共產暴政,那裏是他一直向往的自由和博愛的最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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